在职工大学发挥余热

1985 年，我从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离休。离休后，我到了位于怀柔渤海的北京工美职工大学，吃住在山沟，继续工作，发挥余热尽义务，为实现“四化”培养人才多作贡献。

那时候，我在学校是发挥余热，没有任何薪金待遇。虽然，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许多家事，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但我并没有怨言。那段时间，家里只能靠老伴儿操持。学校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哪个方面需要帮忙，我就帮，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在学校主要做政治工作、学生工作。管理出了问题、学生出了问题我就去处理处理。大事小事，每天也过得很有意义，感觉很充实。在学校，我从不搞特殊化，吃饭都是去食堂和教职员工、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离休后，在西城区参加为群众排忧解难工作

学生对我说：“您一个参加革命那么多年的离休老干部，怎么非排队不可？您在办公室等着，我们给您买好了，吃现成儿的就行。”

我说：“不，我这样习惯了，排队吃饭是应该的。”

总公司看我工作得不错，提出让我当校长，我坚决不同意。后来又让我当副校长，我也没有同意。有一次，现在东城区的一个老同志和我说，外面有谣言传，有老师反应，总公司让你当职工大学的副校长，你非要当正校长。

我说没有这回事，别说副校长，让我当正校长我都没有当。大学是为了实现“四化”培养人才，我是来发挥余热的，是尽义务，不是图这校长的名头。

我在职工大学干了两年，也算为工美行业培养人才发挥了余热。后来，职工大学开销比较大，问题多。由于某些原因，在管理上收到的效果不是很乐观。我看着很着急，主动找总公司党委如实汇报，希望一定要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那么到时候别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

领导的压力也挺大，但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及时想出了对策。很快职工大学就撤回城里，与工美技校合并起来，在城郊建立一个更好的新学校。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学生没有受到影响，人才得到更好的培养，还做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等到两校合并的事情都完成后，我主动提出离开学校。离开学校后，我仍然热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继续为社会群众排忧解难、尽义务，同时按规定参加公司离休干部的学习活动。

不给企业添麻烦

从1991年离休至今，我一直都担任着工美集团离休干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算起来，我做这个支部书记已经20多年了。

我们支部原有60多人，这几年去世了30人，现有35个人，都是离休的老干部。我们这个支部是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支部。但我们始终坚持每月两次（现改为一次）的学习制度，按时交党费，对支部工作从没放松过。直到今天，我们支部也是全工美支部活动组织得最好的。在我们支委的带领下，离休支部连续多年被北京工美集团评为先进党支部，我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个人。

这么多年，我从没缺席过支部活动。有几次活动时，我生病了，正在航天医院住院。听到有活动的消息，我就跟护士请假。护士不同意，说，你这个老同志啊，怎么这么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但我最后还是坚持出院参加了活动。

每次，不管公司组织什么捐款活动，我们支部肯定是人均捐款最多的支部。我是老党员，又是书记，每次都起带头作用。给灾区捐款，每次都是1000元。一次，北京市里给离休人员600元奖金，我直接把这钱交给老干部处的处长，让他用这笔钱做老干部的活动经费。

工美的离休老干部有问题、有困难都愿意找我，说我公平，干实事。有些老干部遇到问题想要跟集团公司党委汇报，我都本着矛盾不上交的原则先拦下来，能解决的就给他们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再交由党委解决。下边的矛盾下边解决，不能往上推，尽量不给组织添麻烦。

有的老同志的问题是觉悟问题，我就亲自去做思想工作，直到他们想通了为止。有一些是实际问题，比如有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我们下面实在是给解决不了的，才会上报到集团公司党委。

其实住房问题我自己也存在。在我离休前，公司党委提出我家住房最困难，答应先给我解决。我说不，房子盖起来后，先给有困难的群众解决，最后再解决我的。

后来人家的住房都解决了，我家的还没有解决。跟我一个支部的老同志对我说，老江啊，你这个老部长真行啊，人家的房子问题都解决了，都换新房了，你不知道？

2013年，在七一表彰会上领取先进党支部证书

我离休后，住房依然很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找过集团公司党委，一次也没有找过。有一次，单位的人告诉我说，东城区北小街有一个要拆迁的房子，问我住不住，要住就给我。我去看房子，那房子是危旧房，破得实在是没法住。

那时候，我家有10口人。父母原本在老家，可那时候社会变动大，他们二老在老家没依靠、没饭吃，就来北京投奔我。那时候房子也贵，我和我爱人的工资也有限，没有办法，一家子只能挤在以前单位分配的小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