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任厂级领导

1985年7月，经过三年的全脱产学习，首届工美职大的学员毕业了。工美总公司决定从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里挑选2～3名优秀生进入总公司机关，我被选中了，分配到总公司机关人事教育处，负责总公司系统内的干部培训工作，同时也经常陪同组织部的同志下企业考察。

我在总公司机关工作了一年零一个月。在这一年里，我曾先后走访考察了花丝镶嵌厂、首饰厂、珐琅厂、玉器厂、料器厂、工艺美术厂、证章厂、金漆镶嵌厂、绢花厂、礼花厂、地毯厂、工美研究所等很多企业，对一些企业当时规模化的生产场景记忆犹新。

通过这些走访，我对工美总公司的整体状况有了全面了解，为后来扎根工美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86年8月11日，我们处长通知我，陪同当时总公司的总经理到白孔雀艺术世界考察领导班子。在三天考察结束时的干部大会上，宣布了新班子调整方案：白孔雀艺术世界原经理和书记退居二线，任命我为副经理，分管整体的经营工作；新班子暂时没有经理和书记。

我毫无思想准备。听到宣布任命时，我一脸的茫然。会后，总经理对我说：“你明天就到白孔雀来上班吧。好好干！相关的手续由总公司办理。”

我有些不敢相信：就这么简单吗？还真就这么简单！就这样，不到28岁的我，成为当时总公司系统内比较年轻的厂级领导之一。

那时提拔干部的程序相对简单，没有现在提拔干部所需要经过的动议与提名酝酿、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党委讨论决定、任前公示等一系列程序。任命宣布的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了。

当时白孔雀艺术世界有800多名员工，共有五层营业商场和3000 平方米的库房，全部是自采自营的模式，商场每层都设有经理、副经理、业务员、核算员。

由于领导班子新调整，老经理退居二线，没有人和我交接工作， 也没有人向我介绍情况和传授经验，之前从没做过商业管理的我，当时真是一头雾水，不知从哪儿抓起。

笨人有笨办法。我逐个楼层走访，逐个班组调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把所有不知道的事都往上记。

人家找我签字，说要进货付款，我就先放一放，到组里问问销售情况，再到库房查查库存情况，比照后认为合理的再签字。

就这样，我逐渐掌握了经营情况，业务也由此慢慢地熟悉起来。

为了进货睡大车店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白孔雀艺术世界是接待外国旅游团队的重点单位。那时经常出现一次接待30多辆豪华大巴，七八百名游客来店购物的壮观场面。

在每次接待任务前，我都精心组织，认真布置。当时外宾付款使用的是外汇人民币，也就是外汇券。单位收到的外汇券视同创汇，可以折算成美元额度，以此采购黄金等紧俏商品。而外汇券在黑市上可以换到1∶1.4的人民币。

那时，白孔雀艺术世界还实行各小组自己收款。有一个小组的组员集体将外汇券“截流”，私自换成人民币后再上交，数额比较大。

我听到反映后，将整个组的组员停工下岗，进行调查。一天，下岗职工的家属共十多个人到单位找我理论，对我进行围攻。但是在证据面前，他们也感到理亏。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大部分组员被辞退。

这件事在单位内部，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避免了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更大损失。

外汇券收入增加了，就有了美元额度。我找到北京外贸首饰公司，联系用美元额度购买黄金首饰。

王健（前排右一）热情接待第100万名来京外国游客

当时黄金首饰进货价每克只有43元，零售价也只有50多块钱。那时国家对黄金实行严格管控，在市场上，黄金属于绝对的紧俏货。

所以每次进货后，留给单位的各种关系户就占去了一多半。有一次，进货量比较大，我们就在《北京晚报》上做了一个广告，结果第二天购买首饰的顾客， 从三楼一直排到了一楼。首饰的款式只有一种“素圈”。顾客不能挑、不能选， 轮到哪个就是哪个。可就这样，最后仍有一些顾客没有买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商品的产地、工艺和价格，建立供销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我每年要到商品产地出差好几次。

那时，一些偏远地区的条件还比较艰苦，因此出差也是要吃点苦头的。

我坐过没有窗户的硬板长途车翻越巴蜀大地，下了车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土人；睡过八个人一间房的“大车店”，夜里头枕着行李，唯恐被人偷走；站过六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睡过一宿的候车大厅；甚至为了赶路扒过卡车、蹭过手扶拖拉机。

正是这些经历，使我对我国工艺美术品有了长足的认识了解，“四大名绣”“四大瓷都”“四大名砚”、石雕木雕、竹草编织、丝绸织锦……都可以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