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从商周时期以“六瑞”玉器为核心的形制，到秦汉的“传国玉玺”，逐步形成了统一格调的“礼玉”文化，开辟了玉器“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时代。

唐宋以后，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从而“礼”性大减、“玩”性大增，明清后“礼玉”文化几近消亡。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玉文化被消解、庸俗化、功利化，精神的含量是越来越薄，文化的灵魂越来越苍白。

和谐盛世，“奥运徽宝”应运而生，我觉得这是复兴 “礼玉”文化的良好契机。于是我开始研究寻找传统“礼玉”同中国当代民族精神的契合点，以玉雕来诠释我国道器并重的悠久文化，表达中国玉文化的深层内涵。

可以说，我制作的很多作品，如《九龙浴佛》《缔造辉煌》《雪域明珠》， 以及更贴近时代的“青奥会”“中国载人航天”“工农红军会师90周年”“一路一带”等主题作品，都是为发展中国“礼玉”文化而做的努力。

以前，玉器基本上由王公贵族掌握，等级严明，皇家玉器主要指的是以器皿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当年，北京市玉器厂的活儿大都销往海外。

现在，国内收藏群体刚刚形成，作为一般的收藏者对玉雕作品的原料、造型、工艺都不了解，加上器皿收藏价格高昂，把大部分的收藏者挡在了门外。

同时，行内的艺术评论者对器皿缺乏研究，所以皇家玉器就成了一个冷门。现在，北京年轻一代的玉雕师已经没有人从事器皿创作了。

在这样的潮流之中，是否要逆水行舟？跟以前一样，我没有犹豫，与王建想法一致：只要有口饭吃，这份文化就要传承，这份责任就要担负。一辈子总要让一些善意执念推着往前，我们愿意听从内心的安排。

作为“北京玉器”非物质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印玺制作技艺传承人，我和王建专捡“硬骨头”啃。比如“链子活”，往往要求用大料雕琢，一旦出现失误，整料作废，损失巨大。而且整体造型的把握，对作者的艺术修养要求甚高， 一般玉雕师不敢轻易触碰，我们却要从这最难的做起。

历时一年多，我为北京工美集团创作的白玉《吊链花篮》，只用不到5公斤的玉料，却雕琢出8条对称的链条，作品高达52厘米，产生的价值翻了几番。

2015年，由北京工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节陪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到我的玉雕工作室参观，我正在做这件作品。

我向领导们介绍了作品的创意和价值，演示了怎样将一块不大的料，通过特殊技艺扩大三倍，呈现出新的艺术效果。领导们对作品大加赞赏，对我说：“这样小的一台机器，一个人，就能创造出这样大的价值，而且没有污染又能带动就业，北京一定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牡丹团扇》

像这样的加工，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接了。别人做加工，大都是中规中矩，把玉雕好就可以了，不会像我们冒这么大风险。

我觉得每一件作品，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一定要把玉料的工艺价值、艺术价值发挥到极致。

我和王建合作的翡翠《牡丹团扇》，也是一件制作风险不小的创新作品。作品选用冰种翡翠雕制而成。扇面地子以“透空花”手法表现出轻薄通透的纱质效果，在不到1毫米厚的材料上，用镂空的手法透雕了1573个大小一致的眼儿，扇面以浮雕手法表现一株迎风摆动的牡丹花。

这件作品制作难度非常大，雕坏一个眼儿，作品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我完全可以把这件翡翠做成手镯或挂件，这样挣钱更容易也没有风险。但我愿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尝试，进行创新，不断发展玉雕技艺。

与玉相伴终生无悔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在我和王建心中，北京工美集团就是我们背靠的一棵大树。从2003年4月，第一次和北京工美集团技术中心合作，到现在已经14年了。

从技术中心的历任领导到北京工美集团的领导，都对我们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合作制作了很多国家工程和国礼项目，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工美品牌价值的提升，我们也借力工美品牌输出，市场化运作创新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多收益。

2012年，我们公司受北京工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节和总工艺师郭鸣的邀请，入住北京工美聚艺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始了我们发展的新篇章。

如今，我更注重玉雕工艺的有序传承。我从2000年开始培养学生，先后培养教育艺徒30余名，都是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同时我也积极参加艺术院校和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在多所学校任教。

我和王建现为北京服装学院艺术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一轻技术学院、北京工美高级技工学校教师。我愿意将自己的工艺经验传授给学生，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尽一份力量。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做事有始有终、对事持之以恒、为事尽心尽力，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对玉雕事业的态度。

张铁成传授徒弟技艺

回望过去30年的玉雕生涯，我还是那个纯粹治玉的小男孩， 始终如一，不忘初心，倾尽这一生，只为这一件事。

这可能是我和玉雕的双向选择吧。就像李宗盛的《致匠心》所说：“专注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其他的，就留给时间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