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怀琢玉技艺去打拼

1989年开始，玉器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市场变化，手艺精熟的玉雕师个人开始接到订单。

这一年，我收到了郭石林大师的邀约，让我在业余时间帮着做件加工活。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机会。一个一天到晚想着干活儿的年轻人，心里憋着一股子干劲儿。在玉器厂的朝九晚五之外，我能够尽情施展和发挥才艺，也是件乐事。

市场经济要求速度，而以前我是信奉慢工出细活的。如何让自己的工作节奏，跟上时代的发展呢？

我发现，无论是持花拿扇的仕女，还是神佛罗汉等，都有出大形的诀窍。一一掌握后，我的玉雕创作速度提高很多。

这期间，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请教郭石林老师，郭老师都尽心辅导，后来我就直接拜他为师了。就这样，我跟随郭老师学习至今，观音、仕女、龙等都得郭老师的真传。

1990年10月，玉器市场开始走下坡路。北京市玉器厂为了搞活经济，开展劳务输出。我跟随师傅王耀堂和王建、谢华等新品组的成员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机遇。我们在深圳特精珠宝公司工作。公司老板刘港财是香港人，人善良，有情怀，看我干活儿不惜力，活儿也做得不错，对我特别重视。

在这里，我不光开阔了眼界，还有机会跟精通薄胎技艺的杨根连大师学习薄胎制作，跟精通器皿制作的赵长年、张建皋师傅学习器皿制作。

几年的劳务输出结束，我已经手艺精熟、眼界开阔，能够独当一面了。

1995年，我离开了北京市玉器厂，在家里接加工活儿。在这个时期，我跟姜文斌大师合作了几件大型的山子作品，受益匪浅。仿佛命中注定，通过向姜文斌大师学习请教，我又把山子雕刻的技巧收入囊中。

人物、佛像、器皿、山子，从1987年到1997年，从20岁到而立之年，我在玉器行业转型的大潮中，收获了一身扎实的玉雕基本功。

我认为，只有金字塔底的基石越宽广厚重，未来塔尖的高度才能越高耸入云。三十而立，我做好了迎接人生新挑战的准备。

1997年的春天，我遇到了师姐王建。

王建出身于北京的玉器世家，父亲是北京市玉器厂的老领导。她自幼受家庭环境影响，热爱玉雕艺术。1980年，北京市玉器厂招家属，王建进入七车间工作，先后师从于郭石林、王耀堂、陈长海学艺。

从深圳回来后，王建一直在东四“练摊儿”，收入不菲，但深深的玉雕情结， 促使她又回到玉器行业。她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带着两个残疾人做玉器加工。

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对她说：“正好有个做房地产的老板找我做加工活儿，活儿挺多，不如我们一起干吧。”

多年来，王树仁先生（中）跟张铁成（左）、王建（右）一直都是好朋友

就这样，我们做出了共同合作办厂的决定。1997年8月6 日，我和王建师姐合作创办了公司—北京玉尊源玉雕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王建担任董事长，我任总工艺师。

从房地产老板王树仁先生第一次委托我们做加工起，到现在，已经整20年了，期间所有合作的人跟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并且经常来往。

那个时候，虽然叫公司，其实就是很小的作坊。几个人志同道合一起干，基本上属于加工厂，没有资金，做的小件儿的东西多一些。

但也正是在那几年里，我潜心研究艺术，应该说是成长最快、心里最踏实的时期，是一段充实且快乐的时光。正是因为这些积累，我的人生之路拓宽了。

参与“奥运徽宝”的制作

新时代，艺术需要德艺双馨的传承者，我也希望得到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对北京工艺美术行业来说，是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2003年4月26日，我们收到北京工美集团的邀请，参加一个玉印制作的招标活动。

当时，正是“非典”肆虐期间，大街上没车没人。我骑自行车带着王建，去了当时还在劲松的北京工美集团技术中心。

技术中心的主任郭鸣看了我在故宫、历史博物馆临摹的玉玺画稿，认为我们有能力完成任务。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北京奥运会会徽的载体—“奥运徽宝”。

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

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这项重大工程被命名为“525工程”，需要秘密进行。于是就从我们厂里运来三台磨玉机和一些辅助设备，到技术中心的封闭工作室，开始了“奥运徽宝”的制作。

由于前期找料耽搁了许多时间，真正开始制作时，距会徽发布已经不到30天。

时间紧、任务急，我们加班加点，精雕细琢，把对北京奥运会的期盼之情， 凝聚在“徽宝”之中，赶在发布之前完成了任务。

2005年，经北京奥组委批准授权，北京工美集团监制，限量发行了2008方“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仅用三个月就销售一空。这开创了制作高端奥运纪念收藏品的先河，弘扬了中国传统玉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并创出了单项产品销售额超亿元的优异成绩。这在当时全国玉器行业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每方“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的售价是5.6万元，听说现在涨了几十倍，甚至有些吉祥号卖到了200多万元，创造了奥运文化藏品的收藏奇迹。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制作的。因为最担心原料涨价，我们决定采取先备料后制作的方案，从2003年底就开始为这项工作备料。等我们把料差不多备齐了，才答应技术中心承接这个项目。

由于当时资金有限，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王建山西的亲戚先后借了两个一百万。那时，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利息分别是10%和15%。这无疑是一场赌注。如果我们完不成这项任务，后果无法想象。

我们和工美集团谁也输不起。在保密的情况下收料，在保密的情况下制作，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任务，产品大卖，顺利地把借款连本带利还清了。

当时，山西的亲戚收到钱后说：“这么多人从我这借钱，没有一次像你们这样痛快还的。我这儿有辆车，就送给你们用吧。”

后来，我和王建一人买了一方带号的“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分别是56号和86号，作为对这段特殊经历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