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景泰蓝的规范化标准

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很多厂子都受到了冲击，不过珐琅厂受到的影响并不大。那会儿，规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的题材不能做，可是景泰蓝本来“才子佳人”的题材做的就少，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佛教题材的产品。

那个时候，珐琅厂也创作一些有时代特点的东西，如“样板戏”“工农兵形象”之类的。“龙凤”之类的传统题材，只要是外贸公司的出口需要，我们也还做。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因为踏实能干，厂里还给了我一个“珐琅厂技师”的称号。

1978年，北京市珐琅厂的生产就全面恢复了。1979年，我开始担任掐丝车间的副主任，在车间管质量和技术。

当时掐丝车间有230多人，职工的技术水平不一样，做出来的活儿有粗有细，所以分下去的活儿我心里总没谱儿，不知道这二百多人能做成什么样。怎么样才能管好车间呢？我想出一个办法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景泰蓝工艺的学习还是沿袭旧时做法，所有的产品都没有规范的图纸，要做什么、怎么做，图样都在师傅脑子里。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同样的纹样图案，不同的师傅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理解，做出不一样的样式出来，但也有弊端，那就是产品很不规范，管理和验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同一批产品，做出来会差别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我带着几个有绘画基础的技校毕业生和技术工人，成立了车间业余设计组。

我带着车间这个组的成员，把以前老艺人做的活，工人手中拓的样子，都搜集到一起，然后按照尺寸大小分好类，又把图样中的构图、结构和透视不合理的地方，都做了大胆的补充、修改和完善。

两年多，我们业余设计组整理、修补了上千份的图纸。这个办法还真灵， 使车间的掐丝工人有了统一参照的图样，有了规范化的验收标准。

这对于景泰蓝的批量化生产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景泰蓝掐丝工序，算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成功的标准化管理。

不过，有利就有弊，从管理上来说有了标准，便于批量化生产， 但从自由创作的角度来说，又给框死了，失去了手工技艺的多样性。

两年的整理图纸，让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学习画画，并设计创作了一些产品，12寸的《鹦鹉瓶》就是那时的作品。

当时，这件作品是要参加轻工部的评比，厂里特别重视。我负责设计、掐丝，王长岭点蓝，衣福成磨活。后来，这件作品被评为轻工部的“部优产品”，并成为出口免检产品，我也算给北京市珐琅厂争得了荣誉。

《巨雄瓶》荣获金奖

至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市珐琅厂工作有二十多年了。那时， 工艺美术是北京市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

1980年，有天下班，我和张玉清一路回家。他说外贸公司到珐琅厂征集景泰蓝大瓶的设计稿，问我想不想参加？我说想啊！这么大件的产品，在中国景泰蓝的历史上都是凤毛麟角，建国之后更是还从未有人做过。

于是我就赶紧开始画稿子，当时也没说啥明确的主题和要求， 只是限定了个大致尺寸。凭着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我先是反复画器型，然后拿给制胎车间的人看。

米振雄为《巨雄瓶》点蓝

这些师傅都是搞造型的，眼睛毒得很。他们一看就能指出不合适的地方。在这些师傅的指点下，我画了无数次手稿，最终确定创作了两套图纸，分别是70英寸的《振兴瓶》和80英寸的《巨雄瓶》。

这两件作品瓶型不一样，图案内容都是花鸟题材的。在随后的评比竞标中，我设计的这两套方案从近百张设计稿中被选了出来，一举中标，为厂里赢得了近百万的订单。

1987年，《巨雄瓶》应邀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这对景泰蓝瓶摆在了民族文化宫一进门两边的高台阶上，特别有气势。

展览期间，中央领导来参观，看中了这对《巨雄瓶》，就这样，《巨雄瓶》摆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内，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还能看到国家领导人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摆在两侧的这对景泰蓝大瓶。

另一件作品《振兴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摆在友谊商店的门口，成为这家接待外宾商店的镇店之宝。

2003年，《巨雄瓶》荣获了北京首届工艺美术展的特别金奖。现在，这个造型还在用，应该说，这件作品禁受住了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