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北京市珐琅厂学徒

北京市珐琅厂招工还要进行考试，考的是语文和数学。我考得还不错，所以被顺利地录取了。进厂后，我被分到掐丝车间，开始跟师傅学徒。

当时的北京市珐琅厂，成立还不到两年，它是由42家私营珐琅厂，还有一些小作坊合并组成的，隶属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后来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成立后成为其下属企业。

那时候，师傅带徒弟还是旧时的做法，师傅怎么教，徒弟怎么干。这些师傅都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也都没受过什么文化教育，跟他们学艺，就是师傅比画徒弟学，要说那些纹样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他们就不懂了，所以跟这些师傅学，要靠自己勤学苦练多动脑子。我就是这么跟着学下来的。

当时的掐丝车间有二三百人，师傅少，每一个师傅都要带十几名学徒工。那时，生产任务很重，这些师傅也是边干活儿，边带徒。

师傅是掰花、上花，这是技术活；徒弟跟着粘地儿，做下手活。比如师傅掰了条龙，徒弟就跟着粘龙鳞。我开始就干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比较枯燥。

我考进珐琅厂的初衷，就是为了有一份工作。我想我是残疾人， 所以要多吃点苦，多下点功夫，在技术上稍微往前头赶赶，好有口饭吃。因此，我跟着师傅学，比一般学徒工要刻苦，而且老实、认真。

我从进厂当学徒，一直到1963年，都是跟着师傅在打下手。1963年，我还被厂子派到搪瓷厂学了一段时间刻版。

为什么派我学这个呢？主要是搞美术喷花刻版。搪瓷盆一版一版的颜色，是要分色喷出来的，比如第一版是黑的，第二版是绿的，第三版是红的，所以刻版很重要。我跟着搪瓷厂的师傅学了一年多。

再回到珐琅厂，我发现跟我一起进厂的年轻人，都有了自个儿的师傅了。我就跟车间主任说，也给我找个师傅吧。他虽然答应了，但由于师傅还是少，最后也没成。

就这样，我成了没有固定师傅的徒弟。不过，这也倒好，既然车间没给我指定师傅，那每一个师傅我都能去请教。

要知道，如果我有自己的师傅，然后再去请教别的师傅，我的师傅说不定还不满意，这下我反倒不受约束了。

所以，我现在做的好多活儿，有这个师傅的元素，也有那个师傅的元素，可以算是采众家之长了。

苦学绘画当多面手

我这一辈子虽然没有真正的磕头拜师，但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印象最深的有两位。

一位是我的师傅于兆贵，他是我入厂后所在掐丝组的组长。虽然我跟他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磕头拜师，但他在技术上，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有问必答。他是我内心里认定的一位师傅。

再一位就是帮我走上绘画道路的张玉清了。我在车间干了三五年后，慢慢就开始做全活了。这时候，我发现技术这东西还不能光跟着学，如果师傅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会是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

于是，我就想一定要学会画画儿，学会自己搞创作，这才能自己想做啥做啥。动了这个念头，也就跟张玉清有关系了。他是美校的毕业生，分配到厂里来搞设计。

那时候，他跟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天天一起上下班。慢慢接触的多了，我也就跟着他学画画儿。礼拜天跟着他一块出去写生、看展览。我画完了就让他帮我看，他也挺热情，给我修改指点。

可是说实在的，我一点美术基础都没有，学习画画儿真是很难。国画的构图很讲究，要突破好多关，首先就是写生关。

在公共场合写生，会围着好多人看，大家都看着你画，往往会让你觉得不自在。我经过了好长时间的磨炼，才能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写生，把东西不走样地“搬”到纸上。

张玉清比我小几岁，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师徒。他创作水平很高。20世纪70年代，他就辞职专门从事绘画，现在已经是北京市有名的工笔画家了。我今天能搞写生搞创作，能画中国花鸟画，都离不开这位老师加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