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三郎”不务正业

我父亲因为出身旧官僚家庭，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优越，热衷于买汽车、置行头、玩票唱戏，其他方面没有多大建树。所以在1958年的时候父亲就被定成了右派分子，被监督劳动。

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武斗了。我也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封门抄家。家里凡是可砸的物件都被砸得稀烂，一件不剩。我过去的奖状、证书和满月照、结婚照都被撕了、扔了，真是没法儿说理，所以“文革”期间我受的委屈也不少。

当时北京的工艺美术行业基本算是遭了灭顶之灾。整个挑补花儿行业因为路线不对，基本停产了。因为挑补绣花是民族艺术，所以就被批为是“封资修”的东西，50%以上的品种不允许生产和出口，设计上也不能从人民的喜好出发，必须得一味地“突出政治”，图案全都是“三本小红书配一堆向日葵”，传统的吉祥图案都没有了。可是外国人根本就看不懂这些啊！说你这都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订单就没有了，严重影响了外销。

当时北京抽纱行业的国外订货量逐年下滑，从1965年年产值254.6万元一直下降到1972年的54.2万元。原来的“娘娘庙挑花厂”后来维持不下去，就完全转产了，划给北京大学，变成了北大制药厂。

那时候“联社”解散，我从研究所又归回到制药厂，设计药品商标，配合形势完成组织上的各种任务。因为我的工作效率高，他们还管我叫“拼命三郎”。后来为了配合北大的政治宣传工作，我画了几幅油画，《老工人上讲台》、《工农兵上大学》就是表达劳动人民也能上大学讲台的意思，后来还被北大选中，代表北大送到中国美术馆参加美术展览。

因为我有专长，所以又把我调到了北大政工组。我是一个被抄家的人，哪儿能上政工组啊！就因为我的画儿画得好，所以又得到了重视。之后我还经常在北大阶梯教室给学生们上美术选修课，也在文艺宣传队拉胡琴，净干些杂事。直到1977年“四人帮”解散了，我这才重新申请归队，回到抽纱行业，被任命为抽纱研究所的所长。

发明“丝绫堆绣”新工艺

回到研究所后，我还是继续从事抽纱产品的创新研制工作，想把以前耽误的工夫都弥补回来。1983年以后，我们就把工作重点放在研制第二代、第三代新产品上。因为一件产品要问世，必须得经过外贸试销。市场认可了，才能逐步大批量生产，但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一到两年才能见效，不是直接就能受益的，所以必须坐得了冷板凳，才能把这件事儿做成。我后来在挑花、补花结合的基础上，又成功研制成了挑、雕、补三种技法相结合的新品种，开发了一系列新面料，设计了创新产品“行缝”和“补印花布”。它是以传统的补花工艺为基础的，但是改变了边工设计，减少辅助针功，增加镂空部分，让它体现现代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所以，这个样品在深圳小交会上一举夺魁，在美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接到了大批的订货，轻工部的“百花奖”评比时还获得了“百花奖”。

1984年的时候，原来抽纱工艺品厂的厂长崔放问我,能不能用抽纱行业的技法做一幅历史名画《清明上河图》。我心头一亮，就开始考虑改进补花工艺，用新手法创作这幅作品。我想起过去逢年过节给祖先上供的时候，都要用绫绢扎一些“八仙人”来烘托节日气氛。这下我就有了创作源泉，我把这种制作“八仙人”的技法和源自唐代的“堆绫”工艺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工艺——丝绫堆绣。

“堆绫”实际上是一种以“补”代“绣”的手法。就是把绫绢按所需的样子剪出花形来，把四周多余的毛边抿到背后，用糨糊贴牢，形成一片一片光滑平整的拨片，再按照所需的样子把一个个拨片相互堆叠，拼成多层图案，这就是“堆绫”。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工，并且有立体艺术感，一个一平方厘米面积的拨片如果用针一针针绣满，那是极其费工费线的，这就是以“补”代“绣”的好处。

崔洁创作丝绫堆绣《清明上河图》

我在这“堆绫”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改革工艺、改革用料、改革组装方法，不断探索、完善，最后“丝绫堆绣”这种新工艺才算定型。我用我所学的绘画技巧，自己放大原稿，试制小样儿，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最后才完成了《清明上河图·虹桥》这个作品。1996年的时候，李鹏总理出国去瑞士开联合国首届世界粮农组织的会议，对携带的礼品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我的这幅《清明上河图·虹桥》，把它作为国礼，送给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总部，这是联合国收藏的第三件中国工艺美术品。

丝绫堆绣座屏《清明上河图•虹桥》

我的作品能被选为国礼，我是很自豪的。因为我用普通绫绢、绣线制作的作品创造了高价值，步入了国际艺术殿堂，实现了抽纱行业的工艺突破，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记得当时媒体还夸张地说，作品用了多少金线，多少银线，如何贵重⋯⋯我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媒体是用心良苦，但可惜观点谬误，好像价值必须用金银才能烘托出来，失去金银就没有价值了，其实我的作品上找不到一根金线、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