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挑补绣花研究所

还有一次，咱们国家要举办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一项重大工作。全世界的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及有色人种的妇女，共同来出席这个会议。

当时布置会场很缺人手，所以领导就把我叫去，说这个任务时间很紧，只有一天一夜的工夫，第二天一早就得交工、验收。 我就叫了十几位同志，给她们分工，画板报、裱板子、配图片说明，指导她们制作……一天一夜的工夫，全解决了！所以妇联对我的印象非常好，因为我能解决实际问题，又很能干，甭管多难、时间多紧的任务，我到时候准能全部完成。所以1957年北京市评选劳动模范，就把我选上了，成了北京市劳模。那个奖章在“文革”抄家的时候被人毁了，我后来又从土堆里刨出来，上边的缎带找不到了，只剩下一个奖章，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上级说要成立一个北京市挑补绣花研究所，就把我抽调出来了。我那会儿已经培养了两位年轻的女同志，可以独立做图案设计，生产上也盯得上了。所以我就被调进了研究所，办公地点就在前门大街廊坊头条西口北面的一栋小楼里。

我在那儿当研究员，主要任务只有两样，就是设计、创新。行业要想有发展，产品要想有销路，就得创新，这是很要紧的工作。说句大话，别人都不成，就属我的创新多。所以，在“文革”之前这一阶段，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我工作的鼎盛时期，那时我的作品很丰富，闪光点也最多，总能推陈出新。

作品挂在了人民大会堂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那是国家的大生日，工美行业要为这10周年大庆献礼，就选了我的作品《长江大桥》送给了人民大会堂。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蒋介石政权跟共产党争夺天下，结果失败了，跑到台湾去了，给新中国留下了这么一个破烂摊子，处处都遭破坏，没财力、没人力，就等着瞧咱们的笑话呢。可是咱们新中国有那么多有知识的建筑师、工程师、工人，大家都团结到一起，它的凝聚力是相当大的！所有的人都是涌向中国共产党，涌向新中国。

那时候有句流行话叫“跟着党走”，也确实如此，这就是人心所向。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亲近、非常密切，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没有一点儿隔阂，也没有歪的、斜的和藏着、掖着的。虽然咱们国家当时很困难，但我们各方面人才齐聚，有能力建造长江大桥。所以，我主要表现的是咱们新中国的新气象，这是我这选题的意义。

《长江大桥》不仅在题材上有新意，在使用功能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的挑花作品都是小幅的，没有大制作，像这样大型的挑花挂屏——长2.03米、宽1.01米的作品，在过去是根本见不到的。它是在过去小幅的风景图案作品不断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挑花制品从类似餐布这样的生活实用品确确实实地上升为艺术欣赏品了。因为，它不再受表现空间的限制了，也不再受挑花针码和线色种类的限制了，能够更深入地刻画景物的细枝末节，所以它的艺术表现力就大大提升，成为能够观赏的艺术品了。这在抽纱制品里是一个不小的飞跃，在挑花工艺史上也是首创。

挑花大壁挂《长江大桥》

1966年，为了装饰广交会大厅，我还设计了4米长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两幅大型的挑花壁挂，就悬挂在广交会入口大厅的两侧。这两幅作品都是我现场写生以后改画成的，每幅都有各自的构图安排，放在一起又有完整的画面效果，所以很受称赞。

挑花大壁挂《人民大会堂》

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我设计生涯如火如荼的时候，到处都挂着我的作品。再之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大伙儿整天净开会、学习、斗思想，这一下子就耽误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