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辅仁大学当老师

我在大学学习四年，考了三个第一名，我学得很快！因为我一点就通、一点就会，所以考试的时候老能考到前几名！可能我天生就是画画儿的材料，有这个悟性。在学校里素描、水彩、油画、人像、风景、建筑，什么都画，我所以能够达到现在这个程度，完全是母校培养的结果，我很感激他们。

1947年辅仁大学毕业照

上学时我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可以说都是国外的、西洋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反而比较少。小时候在家里，我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上学受的是基督教、天主教的教育。平常就爱自个儿鼓捣点儿这、鼓捣点儿那，一门心思都在这些上面，所以我对政

治一窍不通，脑袋里空空如也。

我1947年大学毕业。当时的系主任是一个奥地利人，我们都称呼他“白修士”。他告诉我原来的助教现在要升迁，因为我学习成绩优异，总是考第一名，所以希望我留校补上助教的职位。

于是我毕业后就留校任助教了，一方面是辅助教学，一方面也带有研究性培养的意思。所以，按现在的话说，我就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儿，就是学校门儿；出了学校门儿，就是社会门儿。所以，那些社会经验、生财之道等，我根本就不通，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我当助教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因为到了1948年底，北平正式开始解放，学校就解散、改组，合并到了北师大，美术系就取消了，我也就失业回家了。

当时，一个叫陈今言的女同学上我家找我，问我说：“有一个工作，你干不干？”我说：“什么工作？”她说：“美术的。”我说：“有门儿！咱就是学美术的。”

但她说待遇方面可跟学校没法儿比，因为刚刚成立的工厂，得去作贡献。我就说：“没问题！给我多少钱就多少钱，我绝不争！”

就这样，我来到了北京市妇联挑补花工厂。

挑补绣花的第一个大学生

挑补绣花其实很早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民间手工业，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欧美。但是因为美国珍珠港被炸，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外销海运就中断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北京各地就有一些小作坊，给会针线的妇女分活儿、发活儿，形成了一个行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妇联开始整理这些传统刺绣。因为，这属于对外贸易，对国家建设有好处，可以换外汇，会做的人数又特别多，凡是女同志，甚至于小姑娘都会做，所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正是百废待兴，急需生产自救的时候。所以，北京市妇联就创办了一个北京市民主妇联挑补花厂，那徽章就是我设计的，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厂子在工人来源上很好解决，因为是熟练工种，会的人很多，做法也简单，不像纺织厂那样得有机器、得织布。挑补绣花不需要如此，只要拿一个手绢，拿上针线，就能挑了！所以这工艺俗称就叫做“手拿花边”，只需要剪子、针、线、布这么几样材料，生产起来非常方便，又能解决城乡广大妇女的就业问题，非常好。

新中国成立以前，海淀北京大学蓝旗营那儿有个娘娘庙。我们就选这娘娘庙作为基地，在城里各个区也有分部，工人都上这儿取活儿、交活儿。各个点儿配好线，工人领回去在家里做，做完了以后交工、拿钱。那会儿的特点就是分散生产，没有厂房。女同志把活儿领回家，该做饭了先做饭，做完饭了拿起来接着挑，所以叫“家庭副业”，非常好，非常方便，也非常有前途。

参加工作之初任挑花图案设计

厂子刚开始组织的时候，领导我们这群人的叫秦其芳，我们都叫她秦大姐。她是曾经受旧社会摧残的妇女，后来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北平解放以后又回到北平，在这儿为革命做工作。

秦大姐这个人非常好，对我就好像是自家人一样，到现在我都一直怀念她。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资金很少。妇联也没资本，大伙儿凑了半天，只凑出一袋米、两袋面，这就算是资金了。秦大姐亲自去了四川荣昌，联系荣昌夏布厂。

过去的时候，大家都穿夏布大褂儿、夏布长衫，它是苎麻织成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吸水性能特别好。做桌布、餐套、盘子垫都用夏布，就是因为它吃水快，所以那会儿挑花的原料主要就是夏布。秦大姐只身去了四川荣昌，谈妥了原料供应，这厂子就算建起来了。北京的挑花也算从分散走向了集中，成了北京工艺美术行业里头最早组织起来的生产企业。

最初，单位在北海夹道儿南头，我是挑花的美术设计师，担任图案设计工作。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又当过助教，专业实力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单位十分缺人，所以同事看我都跟“小宝贝儿”似的！我这就算在妇联工作了。后来东华门路南的东兴楼就成了北京市妇联的机关本部，我就在那儿上班。从这以后，我就走上了工艺美术设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