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把自己当大师

父亲虽然是牙雕行业里数一数二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当过艺术家。他在工作上踏实肯干，一直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父亲从不给自己“戴高帽”，对于国家和公司给予他的荣誉虽然接受，但并不看重。他常常教育我们这些子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要像他一样，不能总想着自己的利益，我们首先是公家的人，要服务人民，奉献自己。他常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手艺人，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事。

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的时候，父亲担任的是副所长的职务，所里给他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可父亲却说，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案子上搞牙雕的，不能离开案子做活，坚持不坐在办公室工作。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东直门，研究所在龙潭湖，按说以父亲的职位应该坐上小汽车了，可父亲一直都是骑自行车上班下班，不搞特殊化。20世纪50年代，父亲是北京特艺行业的标杆，拿的是北京工美行业里最高的工资——250块钱一个月。工美行业里再没有人比他挣得更多了，可他压根就没觉得这是他应该得的，在单位里也一直向上级反映要求减工资。他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已经出来工作了，经济上没有困难，国家没必要给他这么多工资。就这样坚持要求把自己的工资调到和另外一位老艺人一样，他心里也就觉得好受多了。按现在的眼光看，他这种行为让人非常不能理解，谁都愿意多挣点钱不是？可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搞牙雕的手艺人，没做出过什么突出的成绩，没有理由接受国家这么高的工资。既然拿了高工资，父亲就认为他应该干得比别人多才抵得上这么多工资。别人一个星期做出来的活，他要求自己两天就完成。不夸张地说，他一个人一个星期能干一笸箩活。父亲做活特别快，你要在旁边看着就感觉特别有压迫感。很多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大师看待，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地做活，争取搞好自己的牙雕创作，很少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父亲已经在牙雕界有很大的名气，也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但他一直没停止牙雕创作。为了追求牙雕艺术的“雅气”，父亲常到户外写生，去外地体验生活。他参观一处景点就收集一处的资料，还常常描摹名画、名建筑。他常说，学习别人的长处是为了走自己的路，多看艺术大家的作品才能在自己作品里添加艺术气息，不能总像过去手艺人一样做粗活。父亲不是一个躺在光荣簿上的人，他认为他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自己应尽的责任，都是为国家在办事。

“文革”后，父亲的身体不大好了，但还是回到研究所继续搞牙雕创作。精神好的时候多做点，精神头差时就少做点。父亲一生没有退休，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去世前他还在准备《十八学士》的创作。

我现在还保留着《十八学士》的设计画稿。父亲希望通过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十八学士”讨论政事、典籍，借古喻今，表达对国家开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盛世的赞颂。可惜因为病体的拖累，他生前没能完成这件作品，不得不留下了遗憾。

父亲在世时常说一句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许你不做，不许你不会做。做手艺活，要么不去碰它，你要是做上了，就得好好做，不能半途而废。这句话虽然很朴实，但却寄托了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希望。他常说技不压身，多学无害，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学习，不能因为有了一点成绩就松懈，从来不要高看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手艺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杨士惠的设计手稿

口述人：杨秀玲（杨士惠之女）

高看艺术，小看金钱

北京工美行业聚集了一大批很有名气的老艺人，他们在全国工艺美术行业内的水平也是领先的。父亲作为牙雕界的领头人，名气也越来越大，渐渐地也开始有外面的厂子请他去做活。但是父亲特别犟，从来没答应过。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曾经广州有一个象牙厂想让他做监制，也不用去广州工作，每年还给父亲照发工资。我父亲当时是这么说的：我是公司的人，你们去找公司说这个事，如果公司同意我去，我就同意。我是公家的人，不能我自己想干吗就干吗。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父亲对北京工美行业的感情很深。我们家是老北京，他一辈子都在北京工作，舍不得离开北京工艺美术行业。

香港也有人来找过他，而且工资比内地多了不少，可父亲照样拒绝了。他自己想得很清楚，那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环境，当地的贫富差距很大。内地虽然经济落后，但政府和国家一直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比什么都强。

对于找上门来向他请教的人，他特别欢迎，耐心讲解。但是，只要有人带着礼物求他办事，这事就肯定办不成了。因为父亲特别耿直，从不贪图小恩小惠。所以，一直也不同意我们兄弟姐妹在外面接私活。当时，在单位里这种风气的确比较严重，可他始终认为，只要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就行，这比挣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