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所当副所长

我那天放学回家，看见家门口停了好多辆车，院子里也有好多人，心里挺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敢进屋，就去问我母亲。

我妈当时特别高兴的跟我说，今天你爸爸和毛主席握手了，来了好多记者采访他呢，你爸还没洗手呢，说让你也跟他握个手去，就当和毛主席握过手一样了。

这件事让我们全家高兴了好多天。

《晨妆》（1960年）

在过去，父亲他就是一个手艺人，现在却这么受重视，又是参加国家的重大会议，又能受到主席和总理的接见，还能同一桌吃饭，在旧社会这些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所以父亲特别拥护共产党。在父亲74岁的时候，他终于达成心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然这都是后话了。1957年，成立了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他就从合作社调到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一职。

“文革”时期，父亲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说实话这是我们家比较艰难的一段日子。当时“四人帮”打压工美行业的发展，把出口工艺品说成“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反对继续进行传统工艺品的创作。北京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工美行业的老艺人们，甚至连设计人员和工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我们的父亲也挨过打，住过牛棚。当时我们兄弟姐妹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可我父亲却没有一句怨言，虽然痛恨“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但他对共产党的感情始终没变。

大名进了《毛选》第五卷

1969年，研究所解散后，父亲就被下放到北京工艺美术厂劳动。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年，广交会之前在北京办展览。当时，余秋里同志到工艺美术厂视察，和厂里有关负责人说周总理让他带句话，问问杨士惠同志现在在做什么。

当时，父亲虽然可以继续进行牙雕创作，但是情形已经大不如前了。负责人一听总理都在关心我父亲的现状，马上表态说我父亲在厂里还在进行牙雕创作，表现很好。之后，马上给父亲提供了一间屋子作为他个人的工作室，这样我父亲的处境才开始好转。

没过几天，朱德总司令也到北京工艺美术厂视察工作。把这些老艺人都叫出来开了个座谈会，跟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讲，国家会给你们解决的。父亲他们虽然在厂里受了不少苦，但是也没跟朱老总说起这些，还是一直表示厂里对他们这些老艺人很照顾，自己没有困难。毕竟国家还能记起他们这群老艺人，还能想着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父亲就已经很感动了，怎么还能再麻烦国家呢？

因为有了国家领导的关照，父亲在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工作还算顺利。1977年，在《毛选》第五卷上，毛主席提起父亲是“很高明的艺术家”，算是彻底为父亲平反了，我们家也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阴影。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件作品。“文革”时期，父亲虽然没有再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但却间接获得了周总理的关怀和牵挂。所以，当父亲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时，特别悲痛。是周总理提出的大好政策让他们这些手艺人获得了社会地位和认可，他打心眼里爱戴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文革”结束后，父亲完全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回到了研究所继续进行牙雕创作，也受到所里领导的关怀和照顾。正好，1977年举办全国工艺美术展览，我父亲就打算借此机会为周总理雕像来纪念他。父亲为了能生动地表现周总理的伟大形象，查阅了总理生前的大量照片，也向饰演过总理形象的话剧演员征求了很多意见，经过反复思考，反复修改，最终才有了《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件作品。周总理手持马蹄莲和君子兰，象征着总理内心的高尚情操。这件作品里倾注了父亲对周总理的爱戴之情，是很成功的一件作品。

杨士惠工作照

“文革”结束后，父亲又回到了研究所继续进行牙雕创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照顾下，又做出了多件牙雕作品，代表作品有《李白》、《弥勒佛》等，并在1986年被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评为“特级工艺美术大师”。从这些事情上来看，父亲这么受重视，获得了这么多荣誉，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国家对工艺美术行业的重视，不仅成就了父亲的名声，就连我们也为父亲感到欣慰，在工作岗位上也都继承了父亲的品格，踏踏实实地为国家干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