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间苦练基本功

刚进北京市雕漆厂，我直接被分到车间干活。车间里的几位老师傅是雕漆行业的高手，技术相当棒，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是李文生师傅。

李文生师傅既是班长，又是八级工，技术水平相当过硬。他给我的帮助最大。

当时在雕漆车间，师傅徒弟都比着干，我虽然没有什么基础，但不想落在别人后面，所以在学徒期间，我发愤图强，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出类拔萃。

我这人有点不服输的执拗劲头，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到最好。

对于连美术都没有学过、没有任何基础功底的我，干雕漆，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在车间，我主要负责锦纹雕刻，以不同的锦纹表现天、地、水， 这些都是雕刻入门最基础的东西。学习雕刻，要先从练习雕刻漆板开始，主要是练刀、练手腕、练底纹、剌锦纹，只有锦纹剌得好，才能刻得好。

这个基本功可不容易练，开始学徒的那段日子，我基本上每天早晨八点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钟才骑车回家。

雕漆这个行业，用的刀具都是自己做的，刀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上班时间，我们都是有工作任务的，不能磨刀，只有利用下班时间在单位做。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在车间磨刀具。

当时，正巧赶上了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大练兵、大比武，每个人都要求学技术、学本领，整个社会氛围都是积极进步、奋发向上的，雕漆厂也是这样。

我们每个星期都把自己做的刀具、磨的刀子放在车间的楼道里展览，由师傅们进行评比。因为我勤学苦练，做的刀具，还有磨的刀，每次评比都名列前茅。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们同期入厂的十几个人中，有3个人成为技术拔尖人才，其中就有我。

这一年多的努力，也为一年后我被调入厂里的展品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展品组大显身手

1963年，我被抽调到厂里的展品组，这让我特别兴奋。因为在车间，做的活儿都属常规化批量化的，一般就是瓶子、罐子、盒子这类流水线的产品。

我们做雕刻的，分为上手活和下手活。上手活主要有剌、起、片、铲、钩等。下手活儿主要是底纹雕刻。

这些都是由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一道一道工序，流水线运转，一个车间一个组做完了，再传到下一个组，所以一件活儿要经过好几个人，好几道手。

满建民（右一）向杜炳臣（右二）学习雕漆技艺

这些常规产品，主要是出口公司包销，做外贸、走外单、按需生产，全部都是一个样式，图案都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在车间就是学习你所负责工序的技术，别的却学不到，因此技术掌握得不全面。

而展品组做的都是“高、精、尖”产品，也叫礼展品，包括国家礼品和展览展品，都是细活儿。

展品组有20多个人， 师傅大都是“老艺人”。

当时国家为了激励手工业发展，由手工业合作总社发起，将资历深厚、技艺精湛的师傅评定为“老艺人”。

满建民（左一）向刘金波（中）学习雕漆技艺

展品组的老师傅刘春林、杜炳臣、刘金波、周长泰等，都是八级工， 在工匠里是最高级别了。其中两位师傅，虽然不是“老艺人”，但技艺也可与“老艺人”媲美。一位是刘金波，年纪稍年轻一些；另一位是杜炳臣，他是国家轻工部在1979年，第一次评选出的中国工艺美术家，也是北京市雕漆厂的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家，后来，这一称号又被称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当时，我主要跟随刘金波和杜炳臣两位师傅学艺，当然，还有其他老师傅， 有时也向他们请教，博采众长。

师傅们不是手把手地教我，而是口传心授，很多地方点到为止，更多的是靠自身悟性和灵性，多观察、多请教、多思考，这样可以给我留出很大创作空间。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学习方式，因为我比较喜欢在技术上钻研，非常痴迷于雕漆技艺，所以那段时间，我在技术上进步显著，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展品组，我参与了许多国礼的制作。这些国礼的制作都是细络活。那时候，我做活儿追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此外，在礼品的雕法上，发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出来的活儿都有特点，件件都不一样，没有一件是重复的，领导看了非常满意。

在展品组干了几年，我的雕漆技艺便显山露水了，不仅提高了综合能力，还掌握了雕刻工艺的全部技法。我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新风格。 

“文革”后，我的工作又有了调整。我被调到了北京市雕漆厂的创新组并担任组长，一直干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