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有乐的学校生活

1959年，我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报到，被分到金属工艺专业甲组金104 班，主修景泰蓝和烧瓷。

在工艺美校上学的这三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学习和生活都异常艰苦。

冬天，学校没有暖气，只在楼道里生两个炉灶。食堂是按我们的粮食定量安排伙食的，主食是米饭、粥、窝头，很难吃到有肉的菜。画画儿用的素描纸都是黄褐色的，质量非常不好。

尽管条件艰苦，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大家都十分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老师们也倾尽全力讲好每一节课。

工艺美校的办校宗旨是，为北京的工艺美术行业培养设计人才，所以，学校对我们的课程总体安排是：三分之一的专业课，加三分之一的文化课，再加三分之一的工厂实践。

专业课包括素描、色彩、国画等，都是必修课，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绘画是基础。虽说是艺术院校，但学校对文化课也非常重视，文化课不及格也不能毕业，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文化课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艺术的内涵。

我们的课业安排十分紧凑，科目繁多，课余时间有限。这有限的课余时间， 我们几乎都用来到校外画素描、写生。

学校在阜成门外的马神庙，那时，这儿还属于比较偏僻的地界，周围很荒凉，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我常去北京站画人物速写，有时画得入了迷，就把时间忘了，天色黑下来， 才想起回校，往往回到学校已经半夜，校门早就关了。没办法，我只能穿过一个小院从学校后门进去。

每次穿过那个小院我都汗毛倒竖，因为那个小院是停棺材的地方。您想，大半夜黑漆漆的，一个人走那种地方，能不害怕吗？ 

可害怕归害怕，我还是很多次半夜归校。直到1961年，也就是我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年，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因为我们搬到了位于龙潭湖的新校区。

说起新校区，就要感谢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朱德委员长非常关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曾经三次到工艺美校视察。他看到我们学校的条件这么艰苦，就专门批示北京市政府解决我们新校区的问题。

新校区由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同一批人马修建，设施非常好，可以与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媲美，直到“文革”时，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才搬到了惠新东街，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在工艺美术厂当木匠

1962年，我从工艺美校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这是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大厂之一，隶属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归北京特艺公司管。

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是一个综合性的厂子，厂里有景泰蓝、玉器、象牙、金漆、雕漆、内画、面人、木刻、蜡果等近十个工艺美术的品种。

这个厂子是怎么成立的呢？当时国家的管控还比较严，天安门、故宫等都不对外开放。外宾来北京，想参观北京的传统工艺美术，看什么呢？于是，就在原来北京景泰蓝厂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工厂，专供外宾参观。

因为是专供外宾参观的单位，所以外交部礼宾司经常来工艺美术工厂选国礼。

虽然我学的是金属专业，但是来到厂里，却被分到了象牙车间。那会儿，工厂各个车间都缺人，所以也不考虑我们这些学生所学专业是什么，哪里缺人就分到哪里。

象牙车间有木刻组、锦匣组，我被分在了木刻组。木刻又称小器作，是专门为玉雕、牙雕和景泰蓝配置底座的，也做镜支、镜框等小件红木产品。

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嵌银丝，就是用平口、圆口凿子，在红木座胎上刺出各种花纹，将压扁的银丝压进去，然后磨平、烫蜡。

花纹来自《西清古鉴》，其实就是青铜器纹样。我不但要嵌活，还要负责银丝座的纹样设计。为了进一步提高嵌银丝的水平，我还被派到山东潍坊嵌银厂学习了一段时间。

其实做底座也是一种创作，要让底座和产品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就要根据产品进行设计制作。比如说，我学习和制作的“天然座”，就是根据产品为花鸟、树木，还是山子、龙凤，分别配以山石座、木座、云彩座等。

我很快就掌握了底座的制作技艺，同时还学会了拉锯、刨板、铲活等工艺， 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