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北京奥运徽宝》

在我心里，有一种责任，北京工美集团不能倒下的责任；有一种情感，对北京工美不离不弃的情感。责任加情感，产生出执拗与坚持，无论多么困难我从未放弃。

那几年，我一直努力不懈地培育团队精神，不断地在技术中心这个小集体中，尝试着构建“哑铃型”经营与发展的运行机制，努力培养团队的市场竞争能力， 打造设计品牌、自主产品和客户市场，积累着、准备着，相信有朝一日北京工美集团用得着这支队伍。

2002年4月，总公司领导决定技术中心从和平里砖角楼搬迁到南磨房农光东里34号楼，还搭建了产品展示厅，1000 多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可以说是鸟枪换炮，有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2003年3月31日，下班前，我接到郭泰来董事长的电话。他通知我：“北京奥运会会徽今年夏天将正式发布，你琢磨一下，把会徽用一个什么样的载体，做成国家级礼品，赠送给国际奥委会。”

之前，郭总接到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的征询电话：“为北京奥运会会徽发布会设计制作一件纪念品和国礼如何？”郭总欣然允诺。

我从郭总在电话里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到董事长志在必得的信念。一股技术中心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抢占制高点，力求迅速突破的强烈的冲动，顿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机会降临了。

那天晚上，技术中心振奋不已，开始酝酿方案。我一宿都在琢磨“国家级礼品”这5个字。

我想，这里面一定要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其实，1999 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申办书就出自技术中心。这份申办书用了仿奏折的形式，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把它递交给了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印章！我认为只有印章的方式最具中国传统特色。接下来我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印章能够达到“国家级礼品”的标准，那肯定是顶级的印章——玉玺。因为玉玺在古代就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同时，在这个印章上一定要有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吉祥物—龙。

龙和印玺的造型有很多种，我决定从古代文化中一个一个地搜寻各个历史时期龙的形象和印玺的型制作为设计参考。

在康乾盛世的史料中，我了解到乾隆朝定制的25 方皇帝用的印章被保存下来，称作“二十五宝”，并且一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我从北京奥组委开好介绍信，直奔故宫，在故宫著名帝后玺印专家郭福祥的帮助下，向故宫博物院提出拍摄“乾隆二十五宝”的申请。故宫博物院破例将“二十五宝”从展柜中取出来，供我们拍摄。

当时正值北京“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故宫内门可罗雀，我们可以将这些国宝中的国宝，搬到交泰殿外的院子里，细细地观赏研究。

在拍摄过程中，我一眼就看中了“奉天之宝”。这方玉玺是用碧玉雕刻的， 印纽采用蟠龙造型，形象厚重大气，线条简洁古拙，给人一种威严感。同时，从整体形象上看，这条龙比较含蓄内敛，又给人一种稳定祥和的感觉，与奥运会所倡导的友谊、和平、团结、向上的理念相一致。

最后定型的时候，我又对龙的造型做了小小的改动，把龙首稍微往上扬了一点，又将龙眉弓收缩了一点。这样看上去，龙显得更年轻，更神气。

2003年7月，郭鸣（右）为“奥运徽宝”验收交接做准备

2003 年肆虐的“非典”几乎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商店被迫关门，工厂被迫停产，单位被迫休假。我带领着技术中心的人马，却在与时间赛跑，背负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工美集团的重托，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重大项目的每一个难题，每一个细节的挑战，巨大的压力我们都默默地承受，努力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看似完不成的工作。

2003年8月3日，北京奥运会会徽在天坛祈年殿正式对外发布，我给这方玉玺起名为“北京奥运徽宝”。

在与张艺谋的导演组据理力争后，他们最终采纳了我们提出的创意方案，用天坛、条案、文房、卷轴和徽宝，营造出一种具有中国韵味的奥林匹克仪式。

这个非常“中国风”的奥林匹克仪式堪称完美，成为北京奥运会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的一份珍贵而独特的文化遗产。

“奥运徽宝”的成功开发，体现了我们对目标和机会的把握，北京奥运会是北京工美行业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体现了当时集团公司领导极富远见的正确决策，100万的投资，创造了超过10亿元的市场价值。

我当时领导的技术中心也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北京奥运会翩然而至的机遇， 在成就了北京工美集团的同时，也成就了集团技术中心这个不懈努力的团队。

接手制作“金镶玉”奖牌

2004年，北京工美集团参与到奥运特许生产商、零售商的竞标当中。当初很多人认为，北京工美集团已经不行了，没有设计开发能力了，但我不服，我们还有技术中心。

人争一口气。我们用四五天的时间，就拿出了一系列特许商品的开发计划、市场营销规划和产品设计方案，把奥运精神与中国元素、北京特色相互结合起来。

北京奥组委看到这厚厚一沓方案后非常兴奋，也非常认可。所以我们是第一批获得“双特许”资质的企业，既是特许生产商，又是特许零售商。

2005年8月，特许零售专柜开始试营业，除了自己生产，我们也组织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和全国范围内的五六十家企业共同参与，希望借助奥运的契机， 带动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

4年中，我们累计组织设计了近两千款产品，提交奥组委657 款，经审批投入市场346款。我们开发的奥运特许商品累计销售收入达8.5 亿元，实现利润近2 亿元，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除了“奥运徽宝”和特许经营工作，我们还制作了北京奥运“金镶玉”奖牌中的玉环。

郭鸣（左一）参加北京工美集团向残奥会组委会捐赠“金镶玉”奖牌用玉环活动

这个玉环原本是由外省一家民营企业赞助和制作的，用的是昆仑玉，结果他们连夏季奥运会的奖牌也没做完，就中途停下不做了。北京奥组委当时特别着急， 找到北京工美集团，郭泰来董事长二话没说就接了下来，我想这就是国企的责任和担当。这时候已是2007年12月底，而夏奥会和残奥会的奖牌还差几千枚，时间太紧了。

我们除了四处找原料，还要研究制作工艺。之前的企业采用铣床刻玉环，我一听就知道有问题，因为铣床的切割方式是“啃”，产生的撞击力对于玉石这种材料很难保证精细加工所要求的尺寸公差，废品率会很高，尤其是对昆仑玉来说， 更容易崩边。

我们的工艺跟他们的截然不同，我们用的是磨削方式，用特殊的磨料不会产生振动和撞击，能够更好地保证工艺要求，连磨削的工具都是工艺美术大师张铁成专门定制的，材料是树脂加金刚砂，质地较软，磨削精度更高。

工艺美术这行光靠热情不行，最终靠的还是经验和实力，背后是工艺制作几十年的技术积淀。后来，负责将玉环与奖牌组装合成的上海造币厂总工艺师罗永辉说，之前企业的成品率只有30%，而且尺寸十分混乱，所以他们要准备好几套模具，费事得很。而我们的合格率却能达到99.6%，只要一套模具就可以操作组装，误差全部在合理范围内。

有一点不能不提，记得在2004年，参与奥运特许经营权的竞标中，社会上和行业内对北京工美集团的认知和评价，是充满疑问和不信任的，面对现实和压力，人争一口气，这成了我们不懈努力的动力之一。

2008年，当一个充满自信和生机的北京工美集团展现在众人面前时，确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受。

通过参与“北京奥运”，北京工美集团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收获的同时，也完成了品牌价值的飞跃，获得了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