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鸣

作者小传

郭鸣，1957年7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高级工程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北京市工艺美术一级大师。曾任北京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设计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会副理事长，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专家评审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退休，退休前任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工艺师。

1974年进入北京市工艺美术技校学习，两年后，分配到北京证章厂工作；1983年在北京航空学院分院获工学学士学位；1992年进入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任科技规划处副处长；1995年至2001年，在北京工美集团总公司先后担任企业发展部副部长、技术中心副主任、主任；2001年至2017年间，在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担任技术中心总经理、集团公司副总工艺师、总工艺师、总工艺师兼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院长。2005年被评“北京市劳动模范”，2006年被授予北京市“德艺双馨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郭鸣曾在多项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中主持礼品、纪念品的设计和制作。1999年参与党和国家“两弹一星”金质功勋章设计制作；2003年为北京奥组委主持设计的“北京奥运徽宝”被评为北京市工艺美术珍品，并被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2008年主持设计和制作国家“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表彰大会奖章、奖牌；2009年主持设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活动标志及纪念品；2010年主持设计制作的大型雕漆摆件《鼎盛中华》和牙雕摆件《四海欢腾》被评为北京市工艺美术珍品；2014年主持设计制作北京APEC峰会国礼《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等3件国礼；2015年主持创作景泰蓝艺术品《和平尊》，由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代表中国赠送联合国，将在联合国总部永久陈列；2017年主持设计制作《针灸铜人》青铜雕塑，由习近平主席赠送世界卫生组织；同年，主持设计制作了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礼《丝路绽放》雕漆赏盘等6件国礼，以及中国政府赠送“2017越南APEC峰会”的雕塑艺术品《和梦同圆》。

小学就画小人书

我1957年出生在福州市，父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南下干部。10岁那年，我因父母调动工作来到北京。1974年，我进入北京工美行业。光阴如水，转眼已过了40多个年头，我也从毛头小伙子到了退休年龄。

当然，作为北京工美40多年历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回首往事也有很多感慨。

我自幼就喜爱画画儿，上学后，也喜欢写板报、做设计，后来有幸与工艺美术结缘，这份赤诚延续至今。

记得上小学时，我虽然成绩不错，但学习不够专心，不时在课堂上开小差。

那时候，我很喜欢看《三进山城》《鸡毛信》《地道战》这类战争题材的电影，再加上喜欢画画儿，于是慢慢开始自己写故事、画小人书。

我画的小人书也都是战争题材，一场战斗怎么策划，我方怎么埋伏、怎么冲锋，都画得仔仔细细。印象中，我当时足足画了六七本小人书。

初中毕业时，面临自己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要么继续读两年高中，然后按照国家规定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么按当时“多子女家庭，身边唯一的孩子可留城就业”的政策留城。

我家兄弟姐妹4个，前面的哥哥姐姐都当兵或去了兵团，说真话谁不想留在北京呀？于是我就选择了不上高中，留在了城里就业。当时，有一批技工学校可以选择。这些技校有印刷、餐饮、房管维修、工艺美术等，因为我从小喜欢美术，就选择了北京市工艺美术技校。

1974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市工美技校。由于原来的校舍已经被占，学校就建在蒲黄榆附近的原北京珐琅厂幼儿园里，有十几间教室和一个搭着简易棚子的小院子。

我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场地还没完全准备好，所以入学手续办完后，我们就集体到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住在庆陵村的老乡家里，一边画画写生，一边参加劳动，这一待就是两个多月。

在工美技校，第一年学的是各种美术基础课。第二年选专业时我选了雕塑专业，这主要是我发现自己画画儿时，上颜色总是出问题，一体检，原来是视力存在红绿色弱的问题。所以，我就避开短处，专攻对色彩要求不高的雕刻专业。

参与制作千万枚毛主席纪念章

1976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证章厂。厂子在北池子北口。后来工作屡次变动，但我一直没离开北池子这片儿，这是后话了。

北京证章厂的业务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制作奖章、纪念章；二是制作工业标牌。进厂后，我被分到冲压车间当工人，干了一年后，就被调到刻模组。制作证章的核心工序是刻制模具，技术含量比较高，产品水平的高低主要由刻模工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我们技校的学生都以能进入刻模组为荣。

我学的是手工雕刻金属模具，学习的专业能得到应用，自己十分高兴，因为干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如鱼得水。

按过去传统，一个徒弟只能跟一个师傅学艺，但因为我学得快，刻模组的两位老艺人郓金秀、陶秉衡都愿意带我，我有问题也能分别向两位师傅请教。在师傅的悉心栽培下，我受益良多，錾刻技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当时，安放在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旁的国徽和上千万枚毛主席纪念章，都是由北京证章厂制作的，我也跟着师傅参与到这份有意义的工作当中。

带着工资上大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对于我来说，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改变。一想到通过高考就可以上大学，我感到很兴奋，但我的基础比较差，只念过初中，高中的课一天没上过，而距高考只有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当时，我在证章厂已经独立承担刻模生产任务，白天工作繁忙，晚上才有时间复习高考内容，几乎天天开夜车。

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分院的机械制造系，实际研究的是钣料塑性成型工艺，也就是飞机蒙皮的制造。这是我第一次改行，原本拿刻刀的手，跟造飞机壳打上了交道。

那时，社会上不少单位对考上大学的职工，以各种理由拖着不放行，因为他们大多是单位中的骨干，但证章厂的领导很开明，安保东书记听说我考上大学，很支持我，一路绿灯，为我办了相关手续。

按国家政策我可以带工资上大学，在上大学的这4年中，证章厂每月给我开工资。我是二级工，一个月39块8毛，这在那个年代是很让人羡慕的。

按相关的入学规定，像我这样带薪上学的学生，毕业后，原则上要回原单位工作。没想到1982年毕业前，学校领导特意找到我，想推荐我去团市委工作。

我说我不太愿意做政工，想干技术工作，我的理想是将来当个工程师。我心里很明白，到团市委工作和到工厂工作对我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时校领导还给我提供几个单位做选择，可以到二轻局，到白兰洗衣机、雪花电冰箱等厂子工作。要知道，这些电器品牌当时都很出名，那时人们想买一台家电很不容易，这些厂子的效益都很好，但我没去，最后选择的是二轻局下属文体百货工业公司的文教体育用品研究所。

为什么我没回证章厂呢？因为1980年证章厂已随特种工艺工业公司，从二轻局分离出来，与首饰、地毯、抽纱公司合并成立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了。

从学习飞机蒙皮的制造，到研发文体用品，这对于我的人生经历来说，算是又一次改行。

文教体育用品研究所不大，主要从事体育器材和办公用品的研发。说来也巧，研究所的办公地点也在北池子大街。

从1983年年初，一直到1992年重回“工美”，我在研究所干了近十年时间。

在研究所工作的这10年，对我思想和业务的成长影响重大。我所参与的健身器械、体育器材、办公机械、激光加工设备的研发，都处在国内本领域的先行者位置。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自己善于学习，乐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和创新的精神，积累了研发设计、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的经验。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我有幸认识了时任二轻局副总工程师、科技处处长张淑荣。在我们研究所的科技项目实施和科研管理上，她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张淑荣对我的经历比较了解，知道我跟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渊源。1992年，她调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任总工程师，深知传统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对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她问我想不想回归老本行，参与工美行业的技术创新。

我对北京工美行业的感情自不必说，因为我原来就是从工美行业出来的，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意思的是，北京工美总公司就在我们研究所斜对面，调到工美总公司，我还是没出北池子这地界儿，想来这也是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