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两弹一星”奖章

工美技术中心是1995年北京市经委认定的第一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但我接手的时候，技术中心只是一块牌子，没有正式职工。

为此，我把从机关部室分流出来的同事与科美公司剩下的员工合并，加在一起有7个人。在和平里砖角楼原抽纱工艺品厂五楼的几个小房间里，技术中心开始正式运营。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一定要为集团公司保留这个技术的火种。在起步伊始，技术中心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参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设计制作任务。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能为这些默默无闻奉献一生的共和国功臣制作勋章，我们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

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找到北京工美集团，希望跟我们合作完成“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设计制作。时任工美集团总经理郭泰来、总工张淑荣，将这项国家级的重大任务交给技术中心和握拉菲首饰公司，并由技术中心牵头，具体负责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接设计以及奖牌、包装部分的制作，握拉菲首饰公司负责金质奖章的制作。

按照设计，奖章直径8 厘米，用550 克黄金制作，奖章的主体图案是由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线组成的。在制作时，我们尝试集成工艺制造理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跨界融合，把不同的工艺有机结合在一起，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技术困难，还大胆使用了一些新工艺，如金属印版影像蚀刻新技术，王树文大师还创造性地应用首饰加工技术来制作奖章，达到了很好的视觉艺术效果。

我们一共做了24枚勋章，多出的一枚永久保存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我受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两弹一星”功勋们的神采，以及国家领导人颁出金灿灿功勋奖章的精彩镜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按中央要求，当年制作勋章的原始模具全部销毁了。

为庙会设计纪念品

技术中心的初创是艰辛的，没有任何资源地进入了市场，总公司要求技术中心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为了维持生计，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倒买倒卖过，在街边、在校园、在庙会摆过地摊。但再苦再难，我们也用积攒下来的钱，投到新产品的开发中。每推出一个新产品，背后都有大家数不清的汗水和泪水。

2000年，春节刚过，我们开发的一款新产品敲开了东岳庙的大门，这就是我们为东岳庙的春节庙会定制的“祈福回家”文化纪念品。

我们设计了一个玉佩挂件，用激光工艺雕刻出“百福图”，木质的包装盒上，刻“千禧大吉，带福回家”八个大字。那一年是龙年，盒子背面刻“千禧龙说”，增添文化韵味。客户特别满意，一下就要订两万件，但只给我们一个星期的制作时间。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创收的机会，不能失去。我印象很深，当时技术中心所有的人五天四夜没睡觉，从激光雕刻，到擦金粉、煮蜡、抛光、绑线，全都是我们几个人完成。

那天正赶上周末，楼里电梯停开，我们就从楼下一人扛一箱玉料，每箱七八十斤重，扛到五层的办公室兼制作间。

转角楼每层楼的层高有4米多，五层相当于一般楼的七八层高。我也和大家一起扛，扛七八趟下来，人就累得瘫软在地，有一种快要休克的感觉。确实干得很苦很累，但就此倒下心有不甘啊！

这笔近20万元的订单，让我们看到了产品研发的市场方向，也看到技术中心努力坚持的价值和希望。

后来，技术中心设计开发了《孔子印章名人印》。印章上雕刻着孔子像及《论语》的第一篇，外盒是一本书的造型，累计卖了十几万件，直到现在这款设计及其衍生品仍很畅销，被很多公司模仿开发，按现在的叫法，是一个“爆款”产品。

我们还与北京奥组委相关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工作关系，开发了五十余款北京组委会及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的礼品，受奥组委的委托参与了多项环艺、景观，文化活动的展示设计，以及组委会活动用品的设计制作任务。

就这样，技术中心一年能入账近两百万元，付租金没问题，养队伍也没问题了，但毕竟属于小规模制作，想上更高的台阶很难。

记得有一天，我见到了集团公司董事长郭泰来，他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后，笑着跟我说：“郭鸣别在外边过小日子了，回集团吧，不缺你一碗饭。”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从心底感激领导的关心。我想北京工美集团早晚会有重铸辉煌的一天，需要有这样一支技术开发团队，这是我心中一直坚守的信念。

我们招了第一批大学生，技术中心几位班子成员经过商量，自降工资给大学生增加了薪水，保证这些年轻的设计师能在技术中心待得住、留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