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方设法保护老艺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北京工艺美术事业蓬勃发展之时，1966年“文革”运动席卷全国，工艺美术被批为“封、资、修”的玩物，老艺人被相继批斗，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母亲也被打成“反动权威”批来斗去，直至关进牛棚不能回家。后来，又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历时六年有余。

我在整理母亲的手稿时，发现了她在“文革”期间写的几十万字的思想汇报材料，真乃“灵魂深处闹革命”，让人触目惊心，那些以“最高指示”起首的汇报材料，真实反映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让人不忍卒读！

母亲在审查的后期，被下放到北京特艺公司的下属工厂参加劳动改造，她在玉器厂磨过玉，在金漆镶嵌厂打磨过家具、描过漆，在景泰蓝厂掐过丝……

对于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任何磨难都将成为他进入更高艺术殿堂的阶梯。通过劳动改造，母亲进一步熟悉了北京工艺美术的各个行当，同时体会到手艺人工作的艰辛以及情感的真挚。

通过直接的接触，一大批艺人成为母亲的终生挚友。记得“文革”期间，许多老艺人成为我家的常客，王树森、杨士惠、葛敬安、曹仪策、曹克家……

20世纪80年代，徐锋与老艺人探讨如何改进工艺

前排左起：牙雕老艺人杨士忠、徐锋、景泰蓝老艺人金世权、花丝老艺人翟德寿和毕尚斌

后排左起：景泰蓝艺人张同禄、牙雕艺人韩志民、内画艺人刘守本

几十年后，母亲写老艺人的纪念文章时，总能非常准确地讲出老艺人的从艺经历和艺术特点，不能不说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1972年，母亲恢复了原来的工作，但她无暇抚平自己的伤痛，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工艺美术艺人和技艺的事业上。她顶住各方压力，设法恢复了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请回被打倒的艺人研究员，把有前途的年轻艺人吸收进来，其中很多人成为此后恢复工艺美术技艺的中坚力量。

同时，以研究所为依托，整理工艺美术技艺，制定生产标准，组织年轻人到北京、云南、山西、河南等地写生，编写了《菊花白描图集》《茶花图案》等资料，整理传统美术图案，编辑了《仕女画教学资料》等书籍，从而使很多技艺得到了有效传承。

此外，她还利用各种途径，设法解决老艺人的生活困难，为他们解决津贴补助、看病求医等难题。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迎来了北京工艺美术事业的又一春。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北京工艺美术事业如同严寒中的雪莲，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当时，北京工美行业创制出了《成昆铁路》《遵义会议》《万景台》等一大批空前精美的作品，其中大型牙雕作品《成昆铁路》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联合国总部。

最早提出为艺人评职称

在中国历史上，手艺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人雅士尽管也收藏玉器、牙雕等，但从来没人问及设计制作者为何人，这与文人收藏书法、绘画作品的情况迥异。

作为一个曾经师从雷圭元、蒋兆和、周怀民、寿石公等艺术大师的美术工作者，母亲敏锐地意识到，同样作为一门艺术，社会上只承认工艺美术技艺，而创作者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甚至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地位极低，这种情况极不合理。

为此，她希望通过评定职称的办法，提升艺人的社会地位。还处在“文革” 中的1975年，她便向北京市二轻局和北京市人事局，提出要为工艺美术艺人评定职称的请求，并组织制定了《工艺美术师技术职称条例》。

在她的努力下，北京特艺公司作为全国首家评定工艺美术师的试点单位，开始职称评定工作。母亲作为评审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评审工作，成功后推广到了全国。

1983年，她又全力联系轻工业部，促成把艺人的职称纳入全国职称评定体系中，并再次担任评委会主任，主持这项工作。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巨变的年代，在一切向“钱”看的大潮中，传统工艺美术的地位再次跌入低谷，老艺人的技艺没有人愿意继承。

在一次偶然的老干部聚会上，母亲与几位特艺公司的老厂长谈起传统技艺将濒临“人亡艺绝”时，他们掐指一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评定的56位“老艺人”，已有20多位故去了，再过几年，就有可能完全“人亡艺绝”。一种“如不抢救将使优秀的北京传统技艺丧失在我们之手，岂不愧对后人”的使命感，让她再次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艺人与技艺的浩繁工作中。

她组织几位志愿者和退休老教授，利用一台简单的录音机，一架普通的照相机，先后整理了126位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中的艺人的技艺，总结出700余万字的资料，全面覆盖玉雕、牙雕、雕漆、金属工艺、花丝、景泰蓝、挑补绣花、美术人型、绒制品、绢花、金漆镶嵌、绒鸟、料器、民间工艺品以及礼花等北京工艺美术的36个行业。

与此同时，还整理出版了《王树森玉器设计》《王仲元玉器设计》《地毯图案设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士惠》，以及汇集102位工美艺人简介的《京工巧匠》等5本书籍。她曾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为每一位艺人出一本书，最终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徐峰主持整理出版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