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铲、凿的基本功

我进了“美人邓”的作坊以后，最开始铲的是“蝈蝈白菜”，需要用凿子挖坑，铲出白菜、蝈蝈还有花卉来。这是牙雕的基本功，可是我没铲过“蝈蝈白菜”这种活儿，只跟陈师父学过一段时间的人物雕刻，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也算是我第一次上手。

记得当时我师父作坊里雇着一个工人，大概三十几岁的年纪，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学徒，干的年头比我长多了。这个人铲一棵“白菜”要用6天时间，我铲第一颗“白菜”的时候，前前后后才花了7天时间！

《昭君出塞》

铲完了以后我拿给师父看，师父说行，就开始给我发钱了。一个月8万块钱，听着特别多，但是那会儿的钱面值大，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8块钱。

我师父看我做得好，第二个月又给我涨到10块钱。等我铲第三棵“白菜”的时候，就只用6天时间了，直接赶上熟练工水平了！

后来那个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干了，现在我琢磨，可能是让我给顶跑的。因为我干活快，也比较好，所以过俩月，工资给我涨到15块钱，再过俩月，又涨到20块钱，到1956年时，我的工资已经涨到60块钱了。

我雕刻仕女像的手艺就是在“美人邓”那儿打的基础。一开始也是铲活，后来才慢慢地让我凿活儿。

怎么凿呢？就是给你一块牙料，让你自己去画，画完以后让师父瞅瞅成不成，成了再开始凿。其实一开始做完了总是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没基础、没经验啊。对人像中手的大小和肩膀高低我总拿捏不准，所以做的活老是有毛病。

那时候师父也不跟你讲什么比例之类的理论知识，就说你雕的这手大啦，再去去；这肩膀高啦，再去去。比如师父说手大，那手到底应该是多大呢？

师父有经验，一看就知道，可我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就只能去模仿了，这次让我去多少，我就按他说的做，等下次呢，我就有意识地还按着上回的经验来，慢慢地也就掌握了。

所以一开始就是模仿，自个儿在模仿中探索规律。有时候师父给活儿去去，我就紧盯着，等我做的时候，我再有意识地照着做，慢慢地这毛病就没有了，也就成了习惯。

学徒的时候主要就学磨活、铲活、凿活，这里边凿活最难。我师父做的人脸都是鸭蛋脸，圆润好看。我现在虽然不按照我师父的风格做了，但是他做的那些样子现在都还在我脑子里印着，印象非常深刻。他做的人物都比较富态、丰满，我在他的基础上改变了一点儿，加了一些新东西，但还留着他的影子。

我现在虽然不按着师傅的方法做了，但如果要做，我还能把师傅的风格模仿出来。所以说我的两位师父对我的帮助真是挺大的，虽然说没有直接教我什么，但是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底子。

二十出头当“五虎上将”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从事牙雕的艺人有几十人。到了1956年，全国就进入合作化高潮了，国家就把这些手工作坊和民间的手工艺人都整合起来，收归国有。此后就没有个体小作坊了，都走向了集体化。

中央还召开了一个手工业合作化的会议，当时杨士惠是我们牙雕圈里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做花卉做得最好。杨士惠作为代表参加会议，还代表手工业界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主席汇报。

我记得特别清楚，1956年1月15日，成立了第二象牙生产合作社，还有一个象牙一社，成立得较早。我和我师父进了二社，社里一共有60多人。

当时杨士惠他们在一社，为了适应形势，一社开始追求“健康美”。二社则遵循古风，崇尚“娇柔的美”。入社没多久，一社、二社就进行比赛，打擂台，想要分出个高低来。两社各派三人打擂，都选那些干活比较快、比较好的，当时就把我给选上了。

70年代末制作《文姬归汉》

怎么比呢？就是把参赛的人都集中起来，发统一的贯口料，要求做七寸大的“劈人儿”，题材不限，各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了以后，看谁的功夫好，谁的质量高，谁在规定的时间里劈的小人儿多，就算胜出。

合作社一共就组织了两次比赛，两次都是我拿第一！产量第一，质量也是第一。当时杨士惠是权威，就让他当评委，他说了一句话：要是让我买，我就买孙森这个！我这也算是得到权威的认可了。

我在二社的时候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时二社规定题材不限，但每个月每人必须得完成一个定额，即每人完成22个作品。我一个月能完成25个牙雕作品，超额完成仨！

当时我们二社的工作地点就在花市上头条，离后河沿儿很近。我每天三点多钟把我这一天的任务干完了，就到后河沿儿去，不管刮风也好，下雨也罢，完了事儿我就上那儿去。那里没人，特别安静，河里还有个泉眼，老往外头咕嘟咕嘟冒水，水还特别清澈。

我就在那儿一蹲，瞅着那水，脑子里琢磨第二天要做的造型，构思第二天的活儿。得想出两个题材来，想好了再回去。

那会儿合作社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早退也没人管。我虽然早退，可实际上也没闲着，完成定额之后就去构思了，所有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

当时那种氛围就挺适合搞艺术创作的，要是死教条，把人死捆着，8小时不让他动，那就没有创作的机会了。咱们工美人不适合死板管理，适合比较宽松一点儿的环境。

做牙雕需要一点儿美术功底，但是我没学过美术，所以除了工作时间，平常休息的时候我就到处跑，到处找机会学习。哪儿有画展、哪儿有庙宇，我都去参观。

1957年我去参观动物园后边的大慧寺，参观寺里的佛像，回来以后我就创作了《二十四天神像》，在二轻局得了三等奖。干这行儿就是这样，平常没有休息的时候，业余的时间全在学习，得时刻观察生活，挺苦的。

到了1958年4月，一社跟二社合并，成立了北京象牙雕刻厂，这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牙雕专业厂。进厂以后又组织比赛，也是看谁的产量高、质量好。

过去大家做“劈人儿”，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凿。我不那样，我主张跟写

字似的，一笔下去，一气呵成！拿锯一拉，大形就出来了，人家凿三下，我一下凿到位！所以别人一天凿1个，我一天就凿7个！而且我还不爱做重复的，都是神态各异的，所以那次比赛我又拿了第一名。那时候我也就二十二三岁吧，因为每次比赛，我总拿头奖，所以就慢慢有了名气，当时和另外4位牙雕师傅一起被人叫做“五虎上将”。我这也算是少年得志，一帆风顺吧。

把人物的心理状态雕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前，牙雕人物的造型风格还是比较简练的。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风格就开始转变了，开始追求一种烦琐的美。那时候追求的仕女就开始变得特别繁复、特别飘逸，衣带、璎珞、环佩随风飘飘转转的，比较夸张。

其实这个责任还在我这儿，我那会儿有点儿名气了，年轻人都喜欢模仿我的做法，都“追着我跑”，我做什么样儿，他们也学做什么样儿，我也算是引领时尚了，开创了一种新风格。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的作品都是比较烦琐、比较飘逸的。

可是后来我逐渐认为这种风格不耐看了。我认为那些繁复的花纹雕刻都是“工”，它表达不出“艺”来。可是“艺”在作品中却是主要的，我总觉得“工”应该只占三分，“艺”占七分，一件作品三分在“工”、七分在“艺”，这样才能是一个比较有内涵、有意境的艺术品，要不然只能是花里胡哨的装饰堆砌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追求一些内在的东西，往简单的，但是能表达人物内心的方向上走。

80年代末《仿晋祠供养人》

实际上，内心的刻画反而更难。因为你得考虑怎么挖掘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再通过他的动作、表情、场景，把他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这是很困难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但是让人们接受、认可这种风格的转变，却费了很大的劲。因为当时我们的牙料都是外贸公司提供的，并不是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就能够随意创作成什么样儿，还得受外贸公司的约束。虽然外贸公司对题材没什么限制，但也得尽量按它的思路去做，不能完全跳出它的限度。

1982年，我去山西开会，会后参观学习，去了好多庙宇，我就仿照晋祠里的雕塑做了一套供养人，用的就是这种比较简约的风格。外贸公司的人一看就觉得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没什么雕活儿，看不出功夫来。可后来他们拿着这套作品到日本去展卖，跟那儿一摆，一下子就全卖光了！

等他们回来后，他们的认识就转变了，因为事实证明这种风格是很有市场的。从那以后，我就大胆地去创作了，不用再受外贸公司的限制。所以在七八十年代，我的这种简约风格就形成了，这也算是我自己艺术水平的一个提高。

那时的牙雕作品不单在风格上有所转变，在题材上也有转变。因为当时赶上“文革”时期要破四旧，所以“才子佳人”这些题材就不让做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厂里还成立了一个创新组，让我当组长，尝试开发一些新东西。

我转型比较快，做了一系列新题材，表现当代人物，反映现实生活。比如我做了一个《草原英雄小姐妹》，反映的就是龙梅、玉容她们的事迹。她们当时为了保护公社的集体财产，在暴风雪中追赶羊群，最后把脚都冻坏了。

这个事件一出，我就结合她们的事迹，做了这么一个场景：两个小女孩顶着风雪，拿着拦羊铲，怀里抱着小羊，很吃力地往前走。通过她们的体态，跋涉的姿势，再加上衣角飞扬的细节刻画，就让人感觉到大风扑面而来，两个小姑娘正在战风斗雪地往前走。

这个题材既结合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又通过细节展现了这个作品的环境背景，非常成功，后来这件作品还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了。

另一件作品《早春》刻画的是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农民赶着两辆马车去耕地，小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赶车人在前头扬鞭赶马，小学生们有的上了车，有的还没上去，正追在后边跑。这既是表现现实生活的场景，又比较有动感，做的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