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敬佩的一位“老八路”

在工美行业工作了一辈子，工美行业中让我最为尊敬的人是刘导同志。他原本是我在工艺美术学校时的校长。那时我很怕他，学校的许多教师都怕他。因为他整天双手背后，脸上没有过一丝笑容。开大会时，他讲话尖刻严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入“牛鬼蛇神”、“黑帮”行列。刘导1938年参加革命，在敌占区工作。造反派定他为“脱党分子”加“叛徒”。由于他死不承认，因此，他吃的苦头最大。

在学校阶梯教室，我亲眼看到他胸前挂着牌子被架到桌子上码椅子、椅子上再搭起的方凳子上挨批斗，我在学校操场上看到他被皮带抽打后脑袋流淌的鲜血，我也看到他独自一人暗暗流泪的情景。

“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了工美总公司地毯公司经理，重新有了权力。一些过去整过他的人去求他安排工作，他都一一给予解决。

有一次，我带着“为什么”的疑问去问他。他平静地告诉我：“这些人没有错，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在运动中灵魂也受到了教育。”听后，我对他肃然起敬，原来在他那宽容坦荡的胸膛里燃烧着一颗高尚的心。

刘导退休之后，我每年都会去看望他。那时，他的老伴已去世，一双儿女都在为事业拼搏。他独自住在八里庄的老式两居室里。每次去，我都看到他在泡方便面，有时打上个鸡蛋。在敌人枪林弹雨下冒着生命危险奋斗过来的老革命，就这样淡淡地生活着，又平平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今天想来，让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52年的“工美”情

1999年，我从工美总公司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当办好退休事务，我下到工美大厦一层，用公司赠予的两千元退休纪念礼金购买了一方10克重的金块，以作我一生在工美行业工作的一份珍贵纪念。退休以后，我还在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任会长，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任副会长职务，有机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界的各种活动。虽然我已年过花甲，我仍然把参加活动当成学习，开阔眼界，防止衰老的措施。我热爱工艺美术行业，毕竟它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所在。与此同时，我也参与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工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国旅游产品开发等工作。

唐克美（左）与日本土室烧专家高桥通子交流技艺

退休以后，又遇上了中国人百年梦想的奥运会，我心中由衷高兴，想力所能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2003年，我代表民盟市委到莫斯科参加了迎接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大会。回京后，我被工美总公司邀请参加了奥运奖章与奥运徽宝的设计与制作工作，受总公司委派，担任奥运徽宝制作的艺术顾问。

此时，正遇“非典”肆虐，电视上每天报道着因感染“非典”死亡的人数，让人一时感到生命的脆弱。那时，徽宝已经在蔚长海大师工作室开始制作了。我每周都需要去那里一次，以了解进度，确保作品的艺术与工艺质量。

每当我出家门，手抓住出租车门把手的时候，心里总会想自己有可能在这一刹那间感染上病毒。当眼睛看到车上贴出的“消毒”两字，心中也就平复多了。进到蔚长海大师办公室，他总是先让我喝事先准备好的防“非典”的中药汤，然后再开始工作。临别时，他又总会拿了一大包药让我带走。同志间真切的爱护与关怀让我感动不已，使我今生难忘。

奥运前夕，中央美术学院的许平教授告诉我，他们设计的金镶玉奥运奖牌已被奥组委审批通过，请我寻找一家制作单位。我与王建、张铁成大师联系，他俩欣然接受了制作任务。他们在制作中对原材料挑选的严格，在工艺制作上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奥运期间，我还代表北京工艺美术学会在由北京市科协及社科协举行的奥运文化、奥运精神的高层论坛上发表了论文。我还邀请文化学者杨伯达先生、于丹女士与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共同开展奥运玉德文化的研讨。我与部分会员撰写了一篇《新玉德观》的论文提交给了北京市科协。经过几轮评审，此篇论文获得2008年度北京市科协论文一等奖。根据我的表现，第29届奥林匹克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嘉奖我为“科技奥运先进个人”。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文化功能。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作出贡献的人，无论是工人、技师、设计师、工程师、大师、干部、领导，都曾经与工美共荣耀、同患难。大家都会铭记“工美人”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都会为工美前辈们创造的成绩而感到骄傲，都会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到欣慰，都会为今天“工美人”的新发展、新创举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