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艺美术学校当老师

1962年9月，我坐火车首先到达印象中的北方小上海——天津，吃到了第一个北方的窝窝头。在北京等待分配时，我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观音寺街内。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红色的门都让我感到新鲜，尤其是各种食物的奇怪名称：火烧、驴打滚、糖耳朵、甩果汤⋯⋯真让我这个南方人摸不着头脑。

分配结果公布了，我非常满意地到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报到。学校安排我担任设计专业的水彩和图案课教学，备了半年课我就走上了讲台。我很喜欢这所学校。首先，是我愿意从事教学工作；再者，学校管理严格，学术氛围浓厚，教师专业水平都很高。校内建有当时北京艺术院校中最有质量和规模的图书馆。另外，校舍宽敞、美丽，白色瓷砖墙面一字展开的教学楼，宁静、雅致地伫立在一级级青石筑成的台阶上。白楼坐落在老崇文区绿树成荫的龙潭湖畔。

那时，工艺美校教师上课按单元制进行。有课时，我在课前必会认真备课，每单元课程必亲自画范画，将画挂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示范，力争讲课明了、清晰。在辅导学生时，我常动手给学生改画，以示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课余时间，我与朋友去上方山、沟沟岩爬山和郊游，或看电影或在家看名著。有时带一个面包、一瓶水到国家图书馆看上一天资料，或到学校六楼教师进修室画上一天画，生活过得自由自在。

当时我虽然很年轻，比学生长不了几岁，但我很尊重我的学生，我视他们为我学习、进步的压力和动力。他们期待我时时给他们新的知识和技能。我希望自己成为学生们心中有责任心、有教学质量、有艺术水平的教师。因此，养成我勤奋、认真、不断追求新知识的习惯。但是，平静的校园在1966年被红卫兵造反运动打破。1968年，学校被判定执行三十年文艺黑线而解散。老师们纷纷下放工厂劳动，我被分到了北京市商标印刷三厂，在车间从事装订毛主席语录本和在小圆盘印刷机上印制塑料口袋的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年多的时光匆匆而过。我的耳边传来了知识分子可以归队的消息。有朋友给我指点迷津，可以去刚恢复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找工作。

我壮了壮胆，去找当时北京特艺公司的一把手赵俊祺经理。我心想，如果不能如愿，那么我自己做过努力了，也就没有遗憾了！

我在赵经理面前，陈述了我想去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愿望，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赵经理认真听取后首肯了。由此，我又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编写《北京景泰蓝史》

踏进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是我人生和事业重要的转折点。我的职业从教学转向研究，业务从艺术转向工艺美术。研究所是铸就我成为“工美人”的第一个平台。“文革”中恢复的研究所的工作方向定位在：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与创新，从事信息收集与宣传，以技术资源为全国和北京工艺美术服务。初进研究所，我和一部分同志在高立升所长的领导下投入绘制编辑《青铜器造型与纹样》、《玉器图案》、《景泰蓝图案》、《菊花》、《牡丹》、《马》等十余种工艺美术画册。这些资料深受正在恢复生产中的全国工艺美术行业需求，订购十分踊跃。

我们在高所长的指挥下，每个人都成了多面手，绘图、编辑，跑印刷厂监审制版、印刷、拉书、收款、打包、发运⋯⋯研究所内的工作热火朝天，大家生活得非常充实、愉快。

随着所里工作的深入，每个人有了基本分工和研究方向。我的首个研究课题是《北京景泰蓝史》。论文完成后，在北京工艺美术杂志和《北京日报》上作了选摘发表。

我工作的另一项任务是参与举办各类工艺美术展览。每次筹展前，我会跑有关企业去征集作品。在约定的日期内，各企业都会将各自的优秀作品送到研究所作审定。

记得有一次，北京玉器厂送来了一批作品。大家都围着看，我伸手拿起了一件捧在面前。这时，吓得高立升所长立马接过我手上的作品批评说：“唐克美，我担任了这么久的所长，都不敢轻易去碰这些作品，你竟这么随意去拿。你知道玉器有多名贵？！万一摔坏了，该怎么办呀！”

我如醍醐灌顶，一下意识到了作品的身价非同一般。此后，我就特别认真注意观察和研究各类工艺品的材料、工艺、设计以及设计者的智慧、能力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及其经济价值。

作学术报告

在下厂劳动中，我感受到景泰蓝工艺的复杂与细腻远远超过了做一架钢琴的功夫。玉器行业中老艺人们“量料取材”、“因材施艺”，独到的智慧和技艺，能将一块不起眼的玉石化腐朽为神奇。我深深觉得作为一位工艺美术家要比画家、雕塑家艰难得多。工艺美术家不仅要画出图稿，还必须通过特定工艺将图稿形象在材质上塑造成形。尤其是玉石器、象牙制品，其材料名贵，在制作过程中一旦闪失，就会前功尽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不可能像纸和泥那样可以重新再画、再塑。

后来，我将这些体会都在《中国现代美术》画册的玉器、象牙、金银细金工艺分卷的论文中表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