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师身边工作

我认识周汝昌先生的时候，老人家的眼睛看东西已经很困难了。但后生拜访，他依然乐此不疲地讲述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他引以为傲的书法，并且十分愿意和我与其他年轻的晚辈共同探讨问题。

在我看来，这些老学者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傲气。虽然他们的学问很深，但平易近人。与这些老先生们接触，让我不仅增长了学问，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还有几件事让我记忆深刻。1975年，我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跟从华觉明老师到湖北参加随县曾侯乙墓的挖掘考古中的文物研究工作。同去的还有日后非常知名的玉雕大师蔚长海、雕漆大师殷秀云等人。

可以说，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考古工作。曾侯乙墓的发掘是当年震撼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激动。

在工作中，我逐渐加深了对战国时期楚文化及曾侯乙墓相关历史的了解，感叹古人在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等制作中，在造型、制作技艺上登峰造极的水平，以及在音乐、乐器上的天才创造。

我们在华教授的指导下，用图像精确地描绘下了器物造型、纹样及铸造的工艺脉络。之后，由我担任主编，湖北省博物馆出版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造型与纹样》画册。

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文冠果”花圈

多灾多难的1976年中，唐山发生大地震，多位中央领导相继去世，悲痛在我们这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天，我和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万一老师接到了北京市委的一个秘密任务——为悼念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江青要改革资产阶级的鲜花圈，制作革命的文冠果花圈。

时间紧急，我请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教授等人参与设计。我们连夜查阅文冠果资料，开始了设计。最终“文革”领导小组采用了以麦子、小米、向日葵以及文冠果为形象的花圈设计稿，并要求制作两个花圈。大花圈放在天安门广场，小花圈放在毛主席纪念堂。

初稿设计确定后，大家开始寻找丝绸等原材料。我们与剧装厂师傅一同着手制作，经过两天两夜不停地赶制，两个用丝绸制作的一大一小文冠果花圈如期交给了“文革”指挥部。

任务结束后，我没有去地震棚休息，径直回到家中，在水泥地上铺上被子就熟睡了。当日，江青见到花圈，为了她的革命创意的实现，她要接见我们这些制作人员，然而我却睡得全然不知，甚至没有听到同事的敲门声。

粉碎“四人帮”后，南方的同学特意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担心我因此会受到政治上的牵连。我告诉他们：“没有事，我没有受到接见。我们只是本分地受命设计制作了两个花圈，绝不会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