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了平反的日子

1961年秋季，西城区委派工业部副部长张奇生同志到厂担任党委书记。他上任不久就把我从农场调了回来，让我担任生产第一副科长。不久，我又当上了厂党委宣传委员。后来，我被调到北京市机电局机关工作，在办公室担任政务秘书。

意外总是不期而至的。1965年，北京市机电局一分为二。在新任局党委书记黄英夫同志的坚持下，我被任命为局政治部办公室唯一的副主任。“人生贵相知”，遇到这样的领导，我当然要拼搏奋斗了！

在重型机械厂工作期间，视察基层工作（右二）

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文革”浩劫开始了。机械工业局党委也陷入了瘫痪状态。我被当做“黑笔杆、黑秀才、黑干将、黑奴才”的四黑人物批斗。

1968年8月，我第三次被下放，随着大批中层干部下放到北京量具刃具厂参加劳动。

1970年年初，我被第一批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后来被派到北京锻压机床厂，先后担任厂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三年后，我调入了北京重型机器厂，在厂里前前后后整整工作了七年，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

前三年半，我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三年半，我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不仅要在生产上打翻身仗，基建任务极为繁重。而且在政治上经历了几次重大事件，整天处于风口浪尖，思想政治工作极为紧张，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和全厂员工一起努力，1979年年底，北京重型机器厂获得了北京市级“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我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作期间，我还迎来了一件大喜事。我上书中央组织部和北京市委，申诉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因“政治错误”而受到严厉处分的问题，要求甄别平反。经调查、核实，1978年9月4日，政府做出了“关于刘才同志1958年‘整风反右’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改正结论，给予恢复名誉”的决定。背了21年的包袱，总算是彻底摘掉了，多年的盼望终于实现了！

北京工美总公司首任总经理

1980年，北京市政府为了发展北京工艺美术这个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行业，将二轻局所属的特艺、地毯、抽纱、首饰4家公司划拨出来，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是北京市政府直接领导的局级单位。

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党政领导成员及部分骨干合影（前排中）

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的任务是统一领导4个工艺品公司的工艺品生产，扩大规模，加快速度，为国家多出口创汇，增强北京市的经济实力。上级领导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调我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知道了这个决定，我心里犯起了嘀咕：我干机械工业有二十多年了，怎么让我干这个啊？工艺美术我也不懂啊！市主管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就直接跟领导说了自己的顾虑：“工艺美术很奥妙，不是简单的东西，而且这个行业还涉及了出口的工作。我对工艺美术行业不熟悉，隔行如隔山啊！恐怕我难以胜任。”

北京市主管领导开导我说：“企业的经营管理多是大同小异。你去当领导，主要是抓管理、抓经营、抓思想。派你去主要是考虑到你有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相信你能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重视发挥老艺人、老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只要你认真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将公司组织好、领导好，那么，完成生产任务，增加出口创汇不就都有了保证嘛！”

话是这么说，可让我这个外行来领导内行，还真是挺为难的。但是领导对我有鼓励、有信任、有期望，那我还说什么呢？于是，我只好鼓足勇气，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

组建公司，首先就要解决公司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有了人、有了岗，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工作才能正常开展，公司才能运转起来。所以，来到工美总公司，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决人员和机构的编制问题。

一开始，总公司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我就找原来特艺、地毯、抽纱、首饰公司的人召开座谈会，详细地了解各个公司的实际情况，充分调研。与机械局的20多万员工相比，工美总公司仅有3万多人，差距还是很大的。根据我的经验、市经委的要求和总公司的实际情况，在编制人员和机构这方面，我提出了“处室少，人员精”的原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办公室、组织部、宣传处、团委、工会、政策研究室、基建处、技术处、劳动处、行政处、保卫处等组织机构就迅速建立了起来。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开始了正常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