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才

作者小传

刘才，籍贯山东，1928 年9 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德都县。幼年丧父，12 岁进入哈尔滨铁路教习所学习，毕业后成为铁路职工。1945 年8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 年回到家乡，参加土改工作队。1948 年9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 〜1956 年间，历任黑龙江省德都县北和区政府区长，中共德都县委秘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直属物价科副科长，中共东北局财政金融处财税科副科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干事。

1958 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误处分，下放到北京市基层工厂。1961 年再次被下放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后从农场调回，任北京市仪表机床厂第一副厂长。1964 年1 月，调到北京机电局机关，历任办公室政务秘书、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文革”期间，被当作“黑笔杆、黑秀才、黑干将、黑奴才”的四黑人物批斗，遭到第三次下放。1970 年恢复党组织生活，同年7 月，调到北京锻压机床厂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升任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3～1980 年间，任北京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80 年10 月，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成立，其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在任期间曾主持召开老艺人座谈会，主持评选“工艺美术大师”，举办“北京工艺美术品展销会”等活动，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和技艺的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2 年以后，历任北京市经委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市委工业工作部部长、人大常委联络室主任。1988 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十二岁到铁路当见习生

我今年86岁，是1928年出生。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年代。

我家是一个贫雇农家庭。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得了“火连症”，家里没钱治，请巫婆搬杆子、跳大神，烧香念佛，也是全不灵验。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父亲就不行了。

母亲悲痛欲绝，不吃不喝，以泪洗面，不断地喊啊：“老天爷呀！你怎那么不长眼哪！孩子他爹死的怎么这么惨哪！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哪！你走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呦！我的天啊……”

父亲走后，留下了我们母子三人，全靠母亲给地主家做小工养活我和弟弟，孤苦伶仃。忍饥挨冻是家常便饭，苦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1934年，我舅爷来我家催还父亲生前借过的高利贷。家里哪有钱还啊？于是舅爷就逼迫母亲改嫁还债。真是没办法了，我母亲只能“卖身养子”，嫁到了一个经营地主家。我和弟弟一起跟了去，但“卖身契”上写着：“两个孩子代养到12岁。”就是说，12岁之后，不管怎么讨生活，无论是生是死，人家都一概不管了。

母亲嫁到这个经营地主家后，我和弟弟的日子不仅还是不好过，而且还受尽了侮辱，经常被人打骂。“车后尾巴栓小牛——带犊子”，人们就是这样叫我们的。

母亲用她的身价钱勉强供我读完了高级小学。1941年，我12岁，再在人家“代养”是行不通了。在学校时，教我的语文老师是位饱读诗书的老学究。他怜惜我的身世和才华，为了我的生活出路真是费尽了心血。他听说县里接到了伪满铁路教习所招收见习生的简章，马上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我。这个教习所是中技性质的职业学校，管吃管住，还有零花钱，是穷学生极好的出路。于是在语文老师的鼓励下，我报了名。几天后，我乘免费火车到了哈尔滨铁路教习所应考，考取了驿务科，被分配到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松花江畔的陶赖昭驿，当了一名见习生。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铁路见习生听起来不错，真的干上了才知道，这不过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剥削中国青少年廉价劳动力的招牌！管吃，吃的是高粱米掺黄豆，蔬菜都没有，只能喝用日本大酱做的“咪哨汤”。管住，住的是我们自己用废旧枕木搭的床铺，上面铺着稻草，草上垫着席子。零花钱就更不要提了。每人每月27元生活费，扣除伙食费后，剩下的也不发下来，由负责管理我们的日本人统一存在银行里，强迫我们搞“爱国储蓄”。就算是想买件背心、买双鞋袜，都得三番五次写申请，苦苦地哀求，才支给三五元钱。

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现在看来，吃的住的算苦的了吧？这还远远算不上。刚开始，我们每天上午听有关车站业务的课，下午劳动。一年后，我们整天就是干各种各样的苦力活。日本人还专门派人监视，动作稍微慢点，“八嘎（混蛋）！”“啪！”就是一个耳光。每天都是又累又饿，晚上躺在床上都是哭着睡过去。

有一次中国见习生和日本练修生一起挖防空洞，由于争抢工具双方发生了斗殴事件。日本先生下命令：中、日见习生面对面站成两排，互相打嘴巴。并且命令日本学生先打三下，中国学生只能还一下。面对这种极不公道的侮辱，我们争辩，日本人像疯狗似的喊：“日本人是高等民族，满洲人是劣等民族；日本人是主人，满洲人是仆人，怎么能同等对待呢？！”接着他就亲手毒打争辩的人。亡国奴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两年后，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由铁路局长签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证书。我们的职务升为雇员，生活费涨到了每月35元，成了铁路的正式职工。正式工作的第一年，我被分配在客运室当“旅客案内”（向导），负责喊站、检票、售票、打扫站台等工作，活儿比较轻松，偶尔还能搭乘客车去外地玩玩。但好景不长，因为我不懂给顶头上司送礼而被调到了运转室，做最苦的“连接手”的差事。工作中，受日本人欺负、毒打和极其不公平的待遇是家常便饭，吃的苦、遭的罪数不胜数。为了少受欺负，我和同屋的5个青年拜了把子，有事互相照顾着。

1945年年底，八路军从关内开进了东北，一部分军队进驻了陶赖昭火车站。前苏军将火车站交给八路军后撤回了前苏联。当时八路军老七师的石团长给我们铁路职工讲话，说：“你们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中觉悟最早、组织纪律性最好的队伍。你们要继承和发扬‘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无畏革命光荣传统，把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听了他的讲话，我心里热乎乎的，真正有了成为国家主人的感觉。

1946年，内战爆发了。火车站的客运、货运业务受到战事影响减少了很多。家在本地的职工都回家种地去了，只有我和另外几个家在外地的职工仍在站内工作。后来，再也没有火车来车站了，我们几个人就回到老家待命。从这时起，我起起伏伏的政治旅途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