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土改工作队

回到了东北老家，正赶上共产党开展清匪反霸斗争。我积极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主要负责计算、分配斗争果实。当时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工作队中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供给制的生活更是使同志们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工作热情饱满，整天无忧无虑。唯一使我伤心的是，我的弟弟因在耕地中脚骨扭伤，导致化脓感染，不幸早逝了。没过多长时间，我的母亲因体弱多病，经不起风霜，也离开了人世。

1951年刘才（右一）在德都县委宣传部

在清匪反霸之后，1947年，工作队集中整训，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审干。区政府财粮助理因为出身不好被调去学校当教员，区委领导决定由我担任财粮助理。

这段时间，我的业务能力长进很快，政治觉悟也提高了一大步。经过组织的培养，1948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我还担任了北和区政府副区长。当时我才20岁，就走到了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我心里非常不踏实，唯恐不能胜任。所以，我在召开重要工作会议部署工作时，总拉着区委书记或区长来“壮胆”。

半年后，我被调到中共德都县委担任县委秘书。在我22岁那年，省委任命我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同级干部中最年轻的人之一。由于宣传工作中的政治性、思想性、群众性特点非常强，所以我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锻炼讲演能力。

我就经常钻进县委大院后面的小树林里，一个人面对大树发表讲演，常常引来不少围观者，笑话我得了神经病。我可不管这些，一直坚持不懈，锻炼出了良好的讲演功底。后来，我在工厂里当领导，每次开会我从不用稿子，大家都特别爱听我讲话，会场上从没有人睡觉或喧哗，凭的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

二次下放到基层

在进入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政治理论学习后，我就被调到贸易部直属的物价科担任副科长。一年后，我又调到了东北局财政经济工作部财政金融处财税科担任副科长。

1954年年底，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撤销后，我被调入北京，分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巡视组（后改为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在那里工作时，我接触的都是高层次的领导，长了不少见识，再加上业余时间比较充裕，看了不少古今中外的书籍，增长了阅历，就觉得自己在青年干部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了。我开始盲目骄傲、自满，根本不懂“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因为忘乎所以，我的人生一下跌到了谷底。

1957年4月，党中央发出了整风的通知，号召共产党员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大胆提出批评意见。于是我把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一股脑儿地端出，针对党中央的言论也说了一大堆意见。当时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还在机关座谈会上表扬我说：“刘才他为什么敢说呢？他出身成分好，历史上没问题，思想没顾虑，所以他心里有啥就说啥呗！”

我那时真是受宠若惊，得意忘形，说话丝毫不考虑后果。后来，我受到了批判，说我出身好，但“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才反了党”。当时，我的精神压力特别大，一天只吃一顿饭，体重减轻了20斤。

最后，我受到了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职使用的处分，被下放到了北京市基层工厂，实行劳动改造。当时与我一同被批判的还有3个人，他们受到的处分比我严重得多。与他们相比，我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了。在那个时代，我痴情到忘乎所以，赤诚到天真无邪，跌个大跤是在所难免的啊。

1958年，带着户口迁移证，我到了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在第三车间钳工组参加劳动。后来，我分别负责过大炼钢铁、试制洗煤炼焦等任务，完成得挺好，又被调到厂部办公室做秘书。在劳动改造这两年中，我各方面表现得都比较出色，因此两年留党察看期一到，经过支部和党委讨论、批准，按时恢复了我的党员权利。

下放到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的刘才（前排右二）与厂部办公室合影留念

当时，一种特别质朴的情感油然而生。在一次党的生活会上畅谈感想时，我脱口而出：“党比母亲还要亲，送我劳动做新人。回炉改造效果好，不会吟诗也要吟！”以此来表达我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1960年，北京市全市技术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大搞“超声波化”，“超声波”被说得神乎其神，无所不能。全市各级领导层层下达分配安装超声波的任务指标，规定多少天内要实现“超声波化”。我当时所在的技术革命办公室当然对此义不容辞。

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起来到加工组转转。看见两位老工人一边锯断紫铜管，一边流泪。我很奇怪，问他们为什么哭。他们就说：“我们锯断这种紫铜管就像锯断我们肚肠子一样疼！这种紫铜管是用外汇从智利进口的贵重稀有金属，是制作锅驼机冷却器的专用材料。把一米多的管子锯成20厘米一节一节的短管，做什么‘超声波嘴子’，真是劳民伤财！是天大的浪费！再说了，进口的机床电机是密封的，根本不发热，再安装个什么超声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瞎耽误工夫嘛！”

这两位老师傅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对于大搞“超声波化”我也有些看法。现在看到他们含泪说出的这些真实情况，我哪能无动于衷呢！

第二天，我就把意见反映给了厂领导和区里主管工业的领导。因为这件事，区里将我们当做“落后群众的尾巴”，不愿搞“超声波化”的典型，还上报到了市里。

市领导公开批评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厂里领导要做深刻检查。我这个罪魁祸首，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了。

1961年年初，借上级布置的“清理内层”、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之机，我被第二次下放，到南郊农场进行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