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余秋里光临工艺美术展

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北京工艺美术行业，1972年2月，我们在北京地质博物馆组织了北京工艺美术品展览会。朱德、王树声、余秋里、谷牧、康克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会。

朱德同志说：“北京特种工艺品在‘文革’中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停顿了一个时期，现在是恢复阶段，看来还可以有很大的发展，停工不是好事。北京特种工艺品占全国外汇收入的百分比很大，国家需要特种工艺品出口国外。”

余秋里同志说：“景泰蓝、雕漆你们搞就是了，不要怕没有铜，要多少给多少。”

参观展览会的还有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等，国家计委主任赵银华同志在展览会上说：“你们的工艺品闻名世界，要大力发展，不能按照常规办事，要成倍成倍增长，把老手艺人的技艺一定要传下去。”

197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轻工业部北京二轻局北京特艺总厂联合调查组的题为《古老的艺术灿烂的青春》的长篇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北京市工艺美术行业。

随着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知名度提升了，甚至很多人从外地赶来参观。展览的教育意义很大，北京市各个区县那些在“文革”中停止生产的工厂，又开始组织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曾经对这个行业心灰意冷的人们干劲儿也起来了。

展览的成功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的鼓舞，也使得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得到了中央国务院的关注，将工艺美术行业带入了一个短暂的发展高潮。

“工美人”走出国门

1976年，“文革”结束。工艺美术行业长期困扰的题材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党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开拓对外贸易，多创外汇，支援四化建设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对内进行了搞活的试点，对外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如绢花厂，采取了来样儿加工，看样儿成交，寄样儿订货，外商订货后马上发出的方式，即便捷又高效，得到了外商的一致好评，使得生产量和出口额大幅度增加。为此，在党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受到了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

在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中，首饰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北京的首饰出口仅仅是香港首饰出口贸易的百分之零点几。钻石首饰是价高利大，易出口的产品，在北京是个空白。我和外贸部门商量，要打好“首饰”这一仗。首先上钻石首饰，搞首饰加工，然后再搞珍珠养殖基地。

1978年，在外贸部们的协助下，我和西德钻石厂商纳西曼洽谈建立北京第一家钻石工厂的项目。经过多次谈判，以补偿贸易的方式签订了协议。对方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提供厂房和工人。随即在广渠门外成立了北京钻石厂，并开始正式生产。

据当时预计，生产总值每年可以达到一亿元，但遗憾的是这个项目最终还是因为某些原因被终止了。

接着我又和美国爱芳公司洽谈在北京建立合金饰品厂项目，由爱芳公司提供全套的设备和技术。谈判时，爱芳公司提出，要建首饰厂就必须同时建立化妆品厂，因为在国外首饰与化妆品是一体的。

后来，我们在美国展览时应爱芳公司的邀请参观了他们的化妆品研究院，并去佛罗里格岛参观他们合金饰品的首饰加工厂，该厂有2000多人，生产过程均为模具化、机械化，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上亿美金。

赵俊祺（右）会见德国纳西曼

参观爱芳公司化妆品研究所

1978年，在日本参加联合国第八届世界手工艺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合影

参观完后，我们双方又进行了谈判。对方提出，如果合作成功后由美方提供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先进设备和技术。回国后，我们立即向市委外贸办作了汇报。但领导说化妆品厂应归一轻局管，对此事不作批示。项目最终没有成行。

197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东京都国际会馆召开第八届世界手工艺大会，给中国轻工业学会发来邀请函。经上级研究决定，派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经理李康和我等三人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85个国家，2300多人，另外有五个国家派了观察员。

那是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第一次在联合国世界组织举办的大会上占得一席之地，这表明世界已经承认了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的国际地位。遗憾的是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反对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资格，在会议上我们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在参加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手工艺品展览会，以及日本的首饰厂、印染厂，初步了解了日本手工艺品的生产和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