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铁”堆里捡宝贝

与此同时，我也在为收集工艺美术品四处奔波。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戏剧性的事儿。我从北京市交际处弄到一些铜制的艺术品，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全社会大炼钢铁反封建迷信，凡是跟封建迷信沾边儿的摆设、古玩、家具等都要上缴。铜的、铁的就拿去炼钢，瓷的、陶的就直接给破坏了。

有一天，手工业合作总社废品收购公司的经理李继祥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收了一堆“铜废品”，马上就要送到轻工业机械厂冶炼，东西看起来都还挺精致的，炼钢怪可惜的，所以让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如果想要就得赶紧去，明后天那些东西可能就已经拉走了。

我一听这事就急了，中午随便吃了几口饭后，马上找了几个人驱车赶过去。等到了那里，可真的是发现好东西了——鎏金的、镶金的铜佛，铜像、香炉……各种铜制器皿堆积如山。

我们几个人左挑右选，先是手里拿着，后来实在拿不下了，就找了几个麻袋装，最后“捡”了整整三麻袋的东西回来。那可真是从沙子里淘金，在垃圾堆里捡宝贝啊。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那时“捡”来的东西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里珍藏着。事后，李经理又给我打电话，说幸亏我们是当天赶过去的，他们第二天就把剩下的那部分东西给扔进炼钢炉里了。

真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们要是再晚去一天，会白白损失多少珍贵的文物啊！我真的为这次的果断行动感到庆幸，总算是替北京保住了这么多有价值的工艺美术品。

彭真市长让解决“胡子”问题

1958年底，市里决定，北京市手工业管理局、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和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合并，成立北京市轻工业局。在轻工业局下面成立北京市特种工艺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按照市里规定，成立轻工业局后，原来的厂子统统都要下放。地毯行业、抽纱行业归到纺织局管理，国画、裱画和扇画归到文化局。其他的统统下放到各个区县管理，只留下工艺美术研究所、工艺美术服务部、工艺美术学校、景泰蓝厂、花丝镶嵌厂、金漆镶嵌厂、玉器厂、象牙厂、雕漆厂。

为此，我曾向市里多次反映，我认为工艺美术行业不只是单纯的工业企业，它既属于工业的一部分，又属于文化艺术的范畴，不符合块块式的管理，应该是条条式管理，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系统。按照现在这样将其分割，有许多问题难以统一管理。例如说行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学习、产品的评比、出口计划的衔接、工资福利的统一制定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会阻碍北京市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遗憾的是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工厂下放后，有的区不顾行业特点一味强调产值，致使一些工厂搞起了冰棍模子、汽车配件甚至是烟筒炉子，影响了主业的生产。更甚者，有的区的同志在那里瞎指挥，工艺美术行业中的某些领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及。

那些年，物资极其匮乏，盔头戏剧合作社的主任安兰波同志找我说，他们要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道具，可是连最基本的藤条都找不到，做髯口的犀牛尾也没有。他们向区里反应，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藤子就用塑料代替，没有犀牛尾就用马尾。社里很无奈，找我帮助解决。

当时，正赶上山西侯马市的一个蒲剧团来京找我解决剧装问题。他们每年春节都去中南海演出，我请他们向领导反映上述问题。事后，彭真市长在大会小会上都说，看戏是“吹胡子瞪眼”，现在胡子都吹不起来了，这需要解决。市长这么一说还真管用，市里的领导对剧装生产的原材料开始重视了，“胡子”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总之，在厂子下放后，一些厂子疏于管理。在1959年北京市委召开的工交工作会上，市委书记郑天翔指出有的区不顾行业特点一味压产值，我们有些同志不学习，满足于外行领导内行，在那里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