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提出“四不准”

随着“文革”的开始，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文革”中对工艺美术品的题材持有大批判的态度，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话题材都是丑恶的、有损国体的“四旧”产品，今后生产出的工艺美术品必须要突出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内容。

这就让做惯了才子佳人的工匠们为了难。为破“四旧”改做新人物，一般都是歌颂工农兵优秀人物，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新题材。许多作品在技艺造型上还达不到上级的要求，有些作品单纯地模仿近代的雕像，反而失掉了牙雕、玉雕等传统工艺固有的特色。于是，导致设计人员不愿干活儿，领导不表态，基层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生产，不少厂子处于瘫痪状态。工艺美术行业在混乱中产值急剧下降。

当时，我们为了稳住企业的正常生产，保证对外所签合同的完成，要求各单位的生产指挥系统不要乱，提出了“四不准”——不准停产搞运动，搞运动不准影响生产，不准随便转产，不准丢掉传统产品。

但是，事与愿违，各厂领导纷纷向我提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产品能不能生产？对外签订的合同要不要执行？当时，我说，在没有上级的指示前，任何人不许停产。为此，玉器厂、彩塑厂、烧瓷厂等工人陆续到我那儿送大字报，请愿抗议。

种种现象昭示着北京市的工艺美术行业再次走向低谷，改行转业之风空前高涨。工人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行业转了，人心散了，老工人哭了，工厂惨了。”

1966年，“军宣队”进驻特艺公司。公司经理丁青同志自杀，我无休无止地轮流接受一些单位的批判斗争，而后我被下放劳动隔离审查。特艺公司变成了特艺总厂。

在广交会上看到复苏的希望

1970年，我被解除审查后，担任特艺总厂生产组长，后来任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开始竭力想对策，怎样才能带领着北京市的工艺美术行业复兴起来，不能放任工艺美术行业就这样萧条下去。

不久，我们参加了1970年的广交会。在这次广交会上，我们北京的工艺美术产品供不应求，外商要货剧增。地毯有2万平方米的订单没有着落，景泰蓝在1969年的出口价格基础上上调90%后仍然脱销，挑补绣花有16万美元的订单接不了，首饰有100万元货源落实不了，玉器盆景、果子有45万美元的订单却只接了14万美元。许多商人对我们货源不足感到惋惜。法国老客户还对我抱怨说，他们加价订了100件的货，可只能给他们50件。

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工艺美术行业“改行转业”的风还在继续刮，人心浮动，行业动摇，从业职工从1965年的12553人减少到8800人，街道公社企业由4248人减少到1420人，散工由63536人减少到19615人。

除了许多手艺人的改行转业，多项传统技艺也开始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处境。工艺美术行业的特殊性是培养一个学徒工需要三到五年，老师傅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有些活儿学徒工一时还干不了。但有些精雕细刻、小巧玲珑的活儿，老师傅一过五十岁，受身体状况的影响也逐渐干不了了。

有一次，一位58岁的老工人情绪激动地对我说：“我再干两年就退休了，我这个班交给谁？”

1970年底，我上书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汇报当时北京工艺美术行业转业转产的情况和广交会上的成交盛况，并举例说明：在广交会上1吨铜制成的景泰蓝能换回15吨原铜，一个象牙花篮卖1万美元，可以顶200辆自行车的出口额。今年我们工艺美术品预计是1360万元的出口额，国家现在缺原钢、缺粮食，这些钱可以换回原钢151000吨，可以换回小麦216000吨。

我的汇报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下，1971年1月，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由“北京市革委”工交组牵头，北京特艺总厂参加的北京出口工艺品领导调查小组。

在此期间，我们狠抓了技术人员的归队和产品的恢复，招收学生和扩建厂房等。同时，整顿北京工美行业，剔除在“文革”中滋生出的一些非工艺美术行业的生产单位，共7个单位3338人，厂房45000平方米以及相关机器设备，组成了北京电子公司，脱离了特艺总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