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祺

作者小传

赵俊祺，汉族，1930年8月生于河北省河间县小王庄。1936年入私塾读书，1939年加入儿童团1944年1月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调入中共河间县政治处（县委），1947年11月调至中共冀中区党委组织部等待工作，1948年1月调入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后改为中央军委情报部）工作，1949年4月随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北平。在抗日战争期间，直接参加了解放沧县，攻克河间，端掉敌人辛中驿炮楼等战斗。在解放战争期间，赵俊祺参加了保北战役，围攻徐水、清风店战役，在辽沈、淮海、平津、渡江、解放南京等战役中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1年初，部队系统在中央部署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赵俊祺被抽调参与这一工作。同年，随中共中央军委总干部部长徐立清到上海从事了“三反”、“五反”调查工作。1952年7月赵俊祺调到北京市，先后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担任人事干部。1956年1月受命组织成立了46个合作社共8400人，随后成立了北京市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并担任副主任。1957年在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任副经理。1958年在北京市轻工业局下设的北京市特种工艺领导小组任组长。1960〜1972年先后任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副经理、总厂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司经理。1980年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副经理。

鬼子的军刀架脖子上面不改色

友人曾为我作过这样一首小诗：“自幼投身战火中，从来不怕雨血风，鹤发童颜仍健在，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我这一生。聊到我这个人，还得从那个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年代说起。

1930年，我出生在华北平原冀中腹地河间县的一个仅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因为大部分村民姓王，故此地得名小王庄。我幼年家境贫寒，为了补贴家用，很小就出去做童工，生活非常艰苦，饱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

真是“陋屋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那一年，大哥被资本家迫害致死。穷人家哪里有说理的地方？母亲痛失爱子，申诉无门，导致生产时大血崩，命丧九泉。姐姐生病，伤口化脓淌血无钱医治，还要咬牙坚持做苦工，因病痛难忍请假却被除名⋯⋯经历了种种血泪辛酸，现在想起来，骨子里仍旧仇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1936年我6岁时，父母因为深受没文化，经常受到人家欺负之苦，决心让我“识文断字”。为此，全家人节衣缩食把我送进私塾。私塾先生很严厉，如果不听话就得上戒尺、上教鞭。

当时家境贫寒，放学后还要帮着父母干活儿。有时因为干活太累，免不了上课时打瞌睡，就遭到先生的鞭打。我挨了打心里很不服气，便想治治他。我和另一个同学一起画了一个先生打人的画儿，趁他出教室吃饭的时候，偷偷放到了他讲课的桌子上。

先生回来看见了，气得浑身发抖，拿着教鞭挨个问是谁画的？我不想连累别人，便站出来说是我画的。先生火冒三丈，让我挨了一顿教鞭。

我从小胆子就很大，没怕过什么，这是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也正是因为有胆气，日后我才能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做出诸多大胆的决断。

1939年，日本鬼子扫荡我的家乡。根据中共河间县委的指示，我们在村外挖了不少深度在4米左右，体积在10平方米左右的方坑，以此作为藏身之所。鬼子进村后，为了躲避搜捕，我们提着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躲到坑里。

鬼子发现村中无人，便开展了拉网式搜索。很多村民被发现后挨了枪子，死伤惨重。后来我们发明了地道，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

1942年5月至7月，日寇对我冀中地区进行极其凶恶、残酷的大扫荡。我的家乡也在扫荡的范围内。我亲眼目睹了日寇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恶行。我的表哥就被残忍屠杀，死得惨不忍睹，舅母亦因痛失爱子悲愤过度，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这年秋天，我去投奔我舅爷，上了抗日小学。日本鬼子经常利用运送物资之际在附近抢劫骚扰，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那时候，每人只备有两种课本，每人的课桌下都有藏洞。敌人来了，我们就把反日课本藏在桌下的洞内。

一次，我麻痹大意，在敌人进村时忘了把课本藏起来，被鬼子发现了。一个鬼子露出狞笑，提着一把军刀横在我的脖子上，挤眉弄眼地问我书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想：如果照实回答，老师和他的家人肯定会因为我而遭受杀害，于是我谎称是捡到的。鬼子不死心，拿着军刀在我的脖子上蹭来蹭去，问是从哪里捡到的？我豁出去了，干脆来个不说话。他们无可奈何，把我痛打了一顿后就走了。

事后，边德育老师为我的机智勇敢表扬了我。我当时只有十二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