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大战役的“幕后英雄”

我14岁时担任了边村武委员会文书和指导员，参与了捣毁铁路、公路的行动，收缴了敌人的武器和物资。当时敌众我寡，我们跟日伪军打游击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乡亲们抗日的情绪高涨。敌人的装备很先进，有装甲车开路，我们便在夜里偷偷用土地雷炸毁敌人的装甲车。敌人派来50多个骑兵打算彻底毁了我们村，我们便拿着最简易的武器跟他们斗智斗勇。

从1945年4月开始，我随冀中八、九分区部队相继端掉了敌人设防坚固的辛中驿炮楼，并攻克河间，解放沧县。

1945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是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屋子里。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那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激动得睡不着。

不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正当人民开始慢慢走出战争的阴影，渴望过安定生活的时候，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解放战争的序幕拉开了。我先后被调往河间县委、冀中区党委组织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

我在中央军委二局一处业务室工作时，正逢辽沈战役打响。我们这些参谋便在条件简陋、低矮潮湿的屋子里，夜以继日地收集情报提供给中央。在后来的淮海、平津、渡江、解放南京等战役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淮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一天深夜，任弼时和康克清、邓颖超等同志，在作战部领导李涛的陪同下视察我们的工作室，李涛说：“弼时在百忙中来看看你们，康大姐代表总司令，邓大姐代表周副主席来看你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当时大家很激动，我们只有在收集情报中更加精细准确，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工作，以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工作虽然辛苦，但比起那些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们，我们的条件算是好多了。战争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表扬了我们军委二局的工作，称我们是战争胜利的幕后英雄。

1951年，我随着中央军委总干部部长徐立清，到上海从事“三反”、“五反”的调查工作。

创办京城工美合作社

1952年7月，我22岁。为了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支援地方部门工作的号召，我于7月份被调到北京市，先后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从事人事干部工作。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一些工艺美术方面的事情，与工艺美术事业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半生缘”。

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美行业在20世纪中叶曾经的鼎盛辉煌渐渐被人们淡忘。但那些峥嵘岁月，在我们这些老一辈工美人的心里还记忆犹新。

1956年国庆前夕，北京市工艺美术品联社老艺人游园留念

1956年1月2日，我受命将全市从事工艺美术品生产的所有个体人员全部组织起来。领导让我找崇文区手工业办事处主任李文双同志安排办公地址。接到任务后，我马不停蹄找到李文双同志商议此事。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就在崇文区上堂子胡同一个小院儿的两间平房里，配上一个八仙桌，两个长凳子，一个铁壶，三个大海碗，一堆煤球儿，就开始办公了。

那时不只是条件简陋，人手也特别短缺。后来铁路局支援了三位同志，崇文区办事处支援了两位同志。我们六个人挤在小屋子里，白天组织合作社，晚上还要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每天都要在单位熬得很晚。

从1956年1月2日到12日，我们在十天里组织起46个合作社，8400人参加。当时的“合作化”真是搞得轰轰烈烈。1月13日正式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进行民主选举。选举李文双同志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就这样，这个管理北京市大大小小46个合作社的领导机构——北京市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算是正式成立了。

在联社成立之前，搞工艺美术的艺人都是个体经营，像一盘散沙一样。联社成立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既能促进艺人之间的技术交流，又便于管理。后来，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又决定把1954年成立的工艺美术服务部划归联社领导。于是，我们就从上堂子胡同搬到工艺美术服务部的三楼办公了。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隆重地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手工业合作化和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象牙雕刻合作社艺人杨士惠代表全市手工业劳动者，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党中央、毛主席献上北京市手工业的劳动者率先实现合作化的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