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金子险些丢官

当一个大公司的头儿，看着挺风光，其实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里头的难事儿多着呢，别人是体会不到的。就拿安全生产来说吧，我在任期间，不止礼花出过事，底下的厂子也出过几次大事儿，丢了两次黄金，着了一把大火，而且这几件事是在一个星期内先后发生的，因为这，我差点受处分。

事情是由给北京花丝厂送黄金引起的。那天是一个星期一，送货员像往常一样给花丝厂往外送黄金，装了满满一提包的黄金戒指。这样的情形本来应该是“小孩打醋，直来直去”。在我们的操作规则中，货物是不能离身的，可这个送货员偏偏违反了规则，他找了个饭铺吃饭，装黄金的提包随手就放在了凳子下面，吃完饭要走了，提包却没了影。这可不是小事，金子丢了，这个送货员最后被处分了。但是处分有什么用啊，黄金让谁偷去了都说不准，更是找不回来了啊，我作为领导自然免不了要负领导责任。

这事儿还没平息呢，没出一个礼拜（花丝厂丢金子的事儿是星期一，第二件事儿出在星期三）。夜里，工美总公司下属的白孔雀艺术世界保险柜失窃，里面的黄金被人偷走了。

我当时急得脑袋瓜直冒火，问经理：“夜里有巡逻的吗？”

“有。”

“有？那怎么还让人撬跑了？你们巡逻的都是白吃饭的啊？那么大声响听不到？那么大的动静看不见？丢了黄金，厉害啊！我先把你们全送到监狱里，然后我再去！跟你们说了多少次注意安全啊。”

这事儿还没消停，到了第七天，我们公司下属的地毯仓库又着了把火。后来经过调查分析，查明了起火原因是那些化纤地毯长时间压着，自燃了。毯子烧没了，仓库烧毁了，这当然不是小事故。

这3件事一出，市长几次提出处分我，我倒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的上任总经理因为下属单位丢了黄金给了警告处分。我呢，下属单位丢了两次金子，还着了把火，不得扒几层皮，记大过啊！

幸亏当时的一位副市长从工作需要出发，适时出面“保护”了我。她说我这个事情啊，确实要处理，但是要“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啊？就是本人要汲取教训，但不一定非要给处分。就这样，我也算是逃过了一劫。但是从心理上说，我看到国家财产受到损失，确实感到很痛心。作为一个大公司的领导，我意识到必须事无巨细，都要想到了，否则一旦出了事就不是小事。什么叫责任心？就是你首先要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不轻。

后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实行例会制，强调安全和纪律，完善规章制度。所幸后来没有再发生过什么“大事”，一直风平浪静直到我退休。

作品《山野》

其实吧，我这个人从骨子里不愿意做官，无奈被推到这个位置上，虽不强求，但到了这个位置就要担负起这个位置的责任。就这样，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干着我的工作，也获得了各方面对我的认可。1995年，我被评为了“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津贴。2010年与全国其他50位同志一起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在上班之外的业余时间我就喜欢画画儿，一是为陶冶情操；二是为休息，放松放松紧张的心情，舒缓一下压力，让自己恢复内心的平静。可以说画画儿开拓了我的视野，在我工作中做决策的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培养一下对艺术的兴趣，艺术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可以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思考。

抓“大”放“小”

北京工美总公司的老员工都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工美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工美行业都是何等风光啊！作为创汇的大户，工美行业的产品从来都是供不应求，哪会有什么“生存”问题？

1989年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这件事对企业生产影响很大，国外纷纷做出负面报道，反面宣传导致工美行业的产品出口受到了影响。那时候我们工美行业的产品主要是依靠出口，因此工美行业的生存就开始出现危机，而且每况愈下。

当时公司下属有的厂长每天追着我。找我干吗？没别的，就是两个字：要钱。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开银行的。我们得面对现实，研究对策，才能走出困境。”

其实当时不光是工美行业，全市的工业和轻工业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像“一轻”、“二轻”、纺织⋯⋯情况都跟工美行业差不多。市里也没办法，上面也帮不了下面，大家开会就喊：“没法活了，产品出不去了，工资下不来了。”上面的态度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谁家的坟头谁去哭。”我心里说：“孩子太多抱不动，抱不过来啊；坟头太多，哭都没有泪了。”这么多的困难，工美总公司必须要有对策啊。

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保留大的企业，放小就是小的企业就撒手不管了；还提出“退二进三”，即退出二环路进入三环路。工美总公司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下放了大部分工厂（包括玉器厂、珐琅厂等）交给区县管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工厂进行了整改和转业，像老北京的绒鸟、玻璃制品，成本高、利润低，还卖不出去，那就不能再干了，该转的时候就得转。做房地产或出租商铺也是可以的，不管做什么，总比绝收了好，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光卖地、转业、迁移也不是长久的发展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为工美行业的“掌门人”，意识到我们的思想要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变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那套供、产、销方式不适合现在的市场了。管理层面上也要给总公司下属企业松绑，原来那种吃大锅饭的方式行不通了。

在企业转轨变型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尝试性地提出了“四大观念”、“三大转变”。“四大观念”就是大工美、大流通、大市场、大发展。我跟大家说，“大工美”就是不要把工美行业再局限在以前的“燕京八绝”那些传统的技艺上，在艺术上要跟上时代潮流，要不断创新，不要那么拘谨，要发展，要放开眼界，生活处处是艺术。你说环境艺术是不是工艺美术？服装设计是不是工艺美术？造型设计是不是工艺美术？

有些外行人看不懂市场发展，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个认识境界。我去开会时就有人对我说：“王振，别提你那个什么‘大工美’了，你们迟早得解散回家。”

我说：“你说的是体制问题，我讲的是工美的内涵，大发展是必然的。”

21世纪初，工美集团处于改制阶段，现在咱们工美集团又提出“大工美”的概念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赞成。在这种思想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工美总公司做了两件大事：头一件是盖起了南磨坊的虎城大厦；再一件就是改造王府井的工美大厦。先说说虎城大厦的建设，为什么会在这样艰难的时期建楼呢？就是因为我们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工艺美术产品市场萎缩的时候，职工需要生活，我们需要保证能给工人发工资。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只靠生产艺术品是不行的，我们也要发展些“副业”，于是通过开会商讨，决定盖这座楼。这座楼的建设没有什么沟沟坎坎，同我们工美总公司的许多工程一样，经过审批、规划、组织建设、承包工程、验收等系列程序，事情虽然琐碎，做的却比较顺手。

正是这座楼的建成，我们出租了一些商铺，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才使工美集团在经济困境中没有倒下。与此同时，还养活了我们的职工。

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楼盖成了，钱收不回来怎么办？”

我在建楼初期就从多方面考虑过，坚信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企业的决策者一定要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可以说这栋楼就是困难时期的野菜、树皮，支撑着我们度过了艰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