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先士卒闯危楼

1959年，我在北京地毯厂当车间工段长，那时，我刚二十出头。当时，国家在恢复时期，需要外汇，所以厂里提出：多织一尺地毯，就能给国家多换回外汇；多织十米地毯，就能买一吨钢材，来支援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厂里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活动来教育和激励职工。我管理工段的职工的精神面貌好，在各种活动竞赛中，都能名列前茅。1958年， 我管的工段超额完成了厂里下达的生产任务，被北京市命名为“红旗工段”，我也被评为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因为这，大家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红旗”。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主要对苏出口的地毯行业一下就走了下坡路。当时北京地毯厂3600多人，1000多人转了行，最后剩了2300 人。1961年，我被调到了第二车间当车间主任。

当时，针对苏联的市场已经没戏了，必须尽快开发新的市场、新的产品。于是，我们发动职工开发新图案、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逐渐打开了对欧洲的新的市场和销路。

可是市场状况刚有好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地毯业的发展受到了冲击，直到“文革”结束，地毯行业才逐渐复兴。

恰在此时，北京受到唐山大地震的波及，很多房屋倒塌，大家都不敢住在家里，在街上搭起了地震棚。

当时我任北京市地毯公司的副经理，为了抗震救灾，我几十天没回家，家里的地震棚一直没搭。街坊邻居看我们家孩子可怜，就让孩子们到自家地震棚里住下。我只是给孩子妈一些粮票和钱，让他们缺什么吃的就买点，别的就顾不上管了。

当时，北京市地毯一厂四层的厂房被地震给震松了，经专家鉴定是危楼，由于余震不断，危楼随时会坍塌，必须加固，不能进人了。

可楼里还有一百多吨原材料和半成品。原材料足够厂里用半年， 要是不抢出来，损失就大了。原材料都储存在四楼，楼体裂得都是大口子，没人敢进去。怎么办？

我把厂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突击队，亲自挂帅当队长，第一个进的楼。

在进危楼前，我对大伙说：“楼塌了会先把我砸死！我要是没事，你们再上！”

我进了楼，先扛下一捆毛线出来，突击队员们一看没事，说道： “咱们经理都去搬了，没有问题，咱们也上。”就这样，所有突击队员全上楼了。后来，越来越多的职工被感动了，近半个厂子的职工跟我们一起进楼抢半成品、原材料，一天时间就全都抢出来了，就这样，东西保住了，一点损失也没有。

勇敲与外商合作的大门

地震后，我们抓紧恢复生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来自日本的电枪机织地毯，其质感比我们的手工刺枪地毯好，产量比手工刺枪的高几倍。日本人习惯在窗前、屋内、汽车里摆放这种地毯，需求量很大，所以来中国找加工工厂。

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商机。一是电枪这种设备，当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二是这种电枪和我们的手刺枪相比，可以大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三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四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

于是，我马上抓住这个项目不放手。在外贸部门的帮助下，我跟日方的株式会社开始商谈“三来一补”的具体事项，就是日方出原材料、技术和设备，我们进行加工，将加工好的成品交给日方，日方用外汇支付加工费。

商谈很快达成了一致。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的开放程度还不高，为了让这个项目顺利引进落地，我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上级很快就批准了这个项目。这种“三来一补”在当时的全国地毯行业中是第一次。

地震时，为了安置职工，经过市里批准，北京市地毯公司在现在鸟巢的南边，临时圈了大概二十亩地，用钢铁架子支起了临时厂房。后来北京市地毯一厂盖了新楼，职工都迁回去了。

我们把厂房改造了一下，引进了日本的电枪设备，组织了一百多人进行生产，跟日本派来的专家学习技术。一百多人，一年就可以生产一万平方米。

通过“三来一补”，我们既挣了外汇，又引进了先进技术，弥补了我国的技术空白，还解决了一百多名职工的就业问题。

当时，我提出在活儿上不能图快，一定要把住质量关，坚持一道一道工序把关，等生产技术熟练后，再加快进度。日方对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非常满意。他们的会长前来参观，感受非常深，后来还送给我们一辆丰田汽车，我们也回赠了一块小挂毯。这个项目做了好几年，双方合作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