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敏锐、威严自信——“第一公诉人” 方工

　　■法庭上的方工严谨敏锐、威严自信，素有“第一公诉人”的美誉。

　　■执法者就是要敢于不讲人情，不给面子。他有一句名言：“怕得罪人，就势必得罪人民！”

　　■方工说，掺杂对个人面子、荣誉、前途的考虑，就不叫秉公办事，关键时就谈不上公正执法。

　　51岁的方工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副检察长。他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自1979年进入检察机关工作至今，23年中，他先后四次荣立一等功，获得过“全国优秀检察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全国模范检察干部”等多项荣誉称号。去年年底以来，方工先进事迹报告团先后巡回报告46场，听众用掌声、鲜花表达了他们对方工由衷的钦佩。

　　检察工作既监督着公安侦查机关对犯罪事实的侦查是否准确、真实，又监督着法院的判决是否公正合法。方工主管的都是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的案件，可谓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司法重权。23年来，方工主持和参与的各类案件有3000余起，找不出一例因为他的原因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全国瞩目的大案要案。如1993年的沈太福、长城公司系列案件，1995年北京市陈希同、王宝森系列案件，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2000年“成克杰受贿案”，2001年“李纪周受贿案”等。

　　方工以其严谨敏锐、威严自信赢得“第一公诉人”的美誉。

有事办公室谈，出去“坐坐”绝对不行

　　检察院是反腐败的第一线，检察官也是重点腐蚀的对象。案子只要进了检察院，当事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就纷纷活跃起来，说情、送礼、走关系的现象十分普遍。但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不是方工到底拒收了多少礼品贿赂，而是当上副检察长后，找方工说情的人基本没有，即便有那么一两个，也肯定是对他一点都不熟悉的人。原来，方工多年来坚持一个原则，无论谁反映案件情况或意见都会听，这对全面分析案件有好处，但只能公事公办，在办公室谈，出去“坐一坐”是绝对不行的。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案子到了方工那里，任何“公关”活动都没戏。

　　有一次，有位领导同志的秘书与方工联系，说有位客人要当面反映某案件的情况，请他接待。来人是个“见面熟”，和方工套了半天近乎，目的是要求他批准对犯罪嫌疑人改变强制措施，办理取保候审，还热情地一定要约他出去“坐坐”。被方工拒绝后，此人仍多次打电话邀约。方工明确地告诉他，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法定的取保候审条件。至于出去“坐坐”，没有必要，大家都很忙，就不用见面了。后来那位领导的秘书又给方工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再见见此人。方工坦率地说：“我已经见过这位先生，他现在总是想约我出去，我很反感，他反映的问题既然已经谈清楚，就没有必要见了，请你也转告那位先生，谢谢他的好意。”方工因此得到对方的尊重与理解。

　　方工认为，执法者过好人情关，是个大问题。据他的经验，执法违法的事多始于人情面子。执法者就是要敢于不讲人情、不给面子。他有一句名言：“怕得罪人，就势必得罪人民！”

发现了问题，不能公正执法，说轻了是私心，说重了就是渎职

　　方工说，掺杂对个人面子、荣誉、前途的考虑，就不叫秉公办事，关键时就谈不上公正执法。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检察官，首先要忠于自己的神圣职责，尊重法律和事实，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有一个案件让方工一想起来就有些后怕。一个基层检察院认定被告人诈骗人民币28万元，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一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无罪判决。这个基层检察院提出抗诉，方工所在的市检察院一分院负责审查决定是否支持抗诉。当时，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提出同意一审判决，打算撤回抗诉的意见，也得到具体承办部门的一致同意。

　　报到方工这里审批时，恰好一个老领导打来电话，也建议方工不要批准支持抗诉。此时，既有一审法院的判决，又有承办检察官和部门的意见，批准撤回抗诉完全合乎程序，而且可以照顾老领导的面子，也迎合了下级的意见。但是，方工没有因此而顺水推舟，而是像往常一样仔细地审查案卷。结合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他认定该案的被告人确实犯有诈骗罪，证据确凿，一审的无罪判决缺乏事实依据。经过慎重考虑，他向承办部门的同志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大家也心悦诚服，一致决定支持抗诉。此案抗诉后，二审法院经审理撤消了原判，认定被告犯有诈骗罪，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方工事后说，假如没有看出问题的关键，是业务水平问题，可是发现了问题，却患得患失，一己当先，不能公正执法，说轻了是私心，说重了就是渎职。

“严打”与依法办案并不矛盾，公正才是执法的原则

　　今年春天，某远郊区县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一名妇女死在自己的卧室里。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最终认定是死者的丈夫作案，理由是妻子在家偷情被他发现，而案发现场又只有他一人当时在场，是他勒死了自己的妻子。

　　案子送到一分院，承办检察官发现证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该妇女因脖子上缠着布腰带窒息死亡，并不能排除自杀的可能。为慎重起见，方工指示承办检察官走访了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并进行重新鉴定。结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是可以自杀的。当时正值“严打”高潮时期，方工犹豫再三，下定决心：退回去。如果补充不到有力的他杀证据，就坚决不起诉。他认为“严打”与依法办案并不矛盾，公正才是执法的原则。

　　方工说：“每次办案，我既有一种庄重的使命感，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惟恐发生差错，辜负了法律对检察官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