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之中国与世界篇(三)

　　关键词

　　■和平与发展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同时，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

　　■首脑外交

　　首脑，是一国的最高领袖，也是一国内政外交的最后决策人，首脑之间的直接交往不仅可以避开一些纠缠不清的技术细节，直面问题的核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避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以个人之间的情谊化解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首脑外交，在世界外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巨头的聚会不仅影响战争的进程，而且直接造就了战后50年的世界格局。冷战期间，美苏首脑的定期会晤和直接联系多次避免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迎头相撞。

　　■TMD和NMD

　　TMD是英文Theater Missile Defense的缩写，NMD是National Missile Defense的缩写，意思分别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两个系统虽然名为防御，实质上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与技术实力，追求其绝对的军事安全和军事优势。美国的这一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人们担心，全球军备控制体系可能因此而瓦解，太空的军事化将不可避免。

　　■新安全观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强调，各国应该摈弃冷战思维，培育新的安全观，寻找维护安全的新方法。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其核心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稳定的政治基础；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为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在1999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更是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把新的安全观高度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的坚强信念。

　　■三股恶势力

　　三股恶势力是指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这三股恶势力是相互重叠的，集中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他们反社会、反人类，以绑架、暗杀、爆炸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制造大规模的恐慌，同时，他们还与毒品买卖、武器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的有组织犯罪相联系，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动乱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

　　全球化意味着各国联系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增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无法拒绝、无法避开的历史过程，除了加入全球化已是别无选择。与全球化相适应，地区一体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潮流。不管建立这些区域性组织的最初动因是什么，也不管它们的职能和作用有多么的不同，在过去的10多年中，它们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共同的特征：对于所有的参加者来说，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既是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堡垒，也是以更有利的条件参与全球化的跳板和支撑点。

　　发展了中国就改变了世界

　　■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美方的摇摆

　　记：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这是普通百姓也能感受到的。这种提高和提升在我们的外部关系中带来了哪些变化？同时，这些变化又给我们进一步的提高和提升带来哪些新影响？

　　张：国际关系中有个有趣的现象：你实力越强，这当然更安全，但别人也越注意你、越担心你、越提防你，甚至遏制你，于是也就暗含了某些不安全的因素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一些领域，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学会处理。

　　记：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您是不是先介绍一下这十年来国际环境方面总体的变化情况。
　　张：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一个观点，认为那时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我认为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鸦片战争以来，外患移到东南，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领土的丧失、边界的变更还是在北方和西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领土与边界变化的恶果才显现出来，工业重地东北三省及京畿重地都处于直接的军事威胁之下。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西、北方没有直接的外患，各国都把经济建设置于首位，所以在当时，我们的外部环境确实很好。不仅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甚至是两千年来最好的。但时间不长，至1993年和1994年前后，形势开始变化。

　　记：依您看，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这个变化，首先是安全的观念在变。过去的安全，主要是指军事上、政治上的，只要没有外力入侵，就算安全了；但现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等，与过去比，标准完全不同了。另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周边环境中有些因素在变化。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尤其是中美关系，我们的利益、观念与情感受到一些伤害，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

　　记：您认为中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张：不要以为这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其实更主要的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尽管美国人声称，对中国国力的提高、对中国的发展“乐观其成”，其实呢，中国真的强大了，一些美国人就看做是一种威胁了。于是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情况：中美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如维护世界和平，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是分歧重重。当然，这种大国间存在分歧的现象，在世界外交史上屡见不鲜，分歧并不可怕，世界上哪儿有没有一点问题的双边关系？夫妻、兄弟还有矛盾呢。我的看法是，中国越强大，双方越平等，问题越好解决。坐在一起谈嘛，互相协商，互有妥协，只是不要经常触及对方的底线就是了。

　　记：中美的分歧我们是了解的，不过您的担忧是不是有点儿……夸大？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到电影院看美国大片，麦当劳在中国不知在开它的第多少家分店，姚明加盟了NBA，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中国旅游……分歧是存在，但分歧的背面，由于彼此在经济上、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频繁，由于信息化提供的便利，大家不是变得越来越容易沟通了吗？

　　张：你说的这种趋势是事实。作为地球居民，彼此总有共性的一面，而且在生活和文化层面，这种相互的影响只能是越来越明显，美国人也很爱看《卧虎藏龙》嘛。但另一个事实是，这种了解和影响，还远远不足以影响到对本国根本利益的决策。

　　记：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人在战略方向上有哪些选择呢？据了解，一些美国人做出两极选择：要么把对方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积极地与之沟通；要么把对方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提前遏制她的发展。是这样吗？

　　张：事实上，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总的来说，也就是这两条思路。他们也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美方的这种摇摆。以克林顿为例，在他上台之前和之后，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主张以“接触”的方式，参与中国的发展，保持对中国的影响。不过近年来，美国新闻界或思想库的一些人士，确实存在着遏制中国、尽可能延缓中国的发展甚至不惜冲突这样一种声音。

　　记：这种遏制在多大程度上已是事实呢？

　　张：人们对冷战时期前苏联在中国周边形成的包围圈记忆犹新，事实是，现在在我们周围又若隐若现地有了一个圈，主导者换成了美国。

　　记：这是不是一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在美国人头脑里作怪？

　　张：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军事威胁不迫切了，但出现了一些新的影响安全的因素，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在亚洲，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有压力，有不安，有不确定感——这种事例在世界历史上俯拾皆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些政策调整，有一些确是为了应对中国的。

　　■我国陷入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几乎不可能，但一些新的影响安全的因素在增加
　　记：“9·11”之后，美国国际战略政策的调整趋势是不是加快了？

　　张：“9·11”后，美国安全战略有了重大变化，“单边倾向”增加了，如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而且，这种调整的力度和幅度还在加大，例如美国和日本、韩国的军事合作，对印度关系的一些新变化，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等等。这种政策调整，使整个世界和我们的周边环境增加了不确定因素。比如，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对中亚本来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和整体结构就是一个新的变数。对此，我们都应及时认识到并加以重视。

　　记：在这样的局面下，江主席访美在即，您如何看待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意义？

　　张：从我作为学者的角度来看，这次访问，无论是对现实还是对未来，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展示了我们一国领袖的胸襟和气度。中美双方在一些基本层面上的分歧虽有待解决，如台湾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彼此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不仅有着相同需求，而且当前已有了良好的改善的势头，如在国际反恐、防止武器扩散和经贸领域的合作。近期，美高级军事官员的来访，外界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双方改善的愿望是一致的、相互的。目前，改善的步伐在加快，改善的领域在增加。总的来说，中美双方的关系在回升、在改善、在好转。此次江泽民主席的访美，对进一步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双方都对此怀有更高的希望。这不仅对中美双方，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由于地缘情况的复杂，由于美国国际战略政策的调整，一些问题复杂化了。我的总体的判断是，我国陷入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几乎不可能，但一些新的影响安全的因素在增加，如恐怖主义、武器和毒品走私、人口偷渡、艾滋病的传播，过去是不太突出的问题，现在已日益引起各国的警惕。我们国家陆地边界这么长，地缘因素十分特殊，陆上邻国多，边境情况复杂。这在其他大的大陆国家是不多见的，这也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对此，我们既不能熟视无睹，也不必大惊小怪。

　　记：中俄两个大国间的关系，对世界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您是如何评价双方的关系的？

　　张：中俄两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有了长足的积极的发展，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协作方面，在经贸能源合作方面，都有了可喜的成果。这些都是原来无法想像的。今年双方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很好，贸易额在大幅增加。不过，双方在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世界及区域安全问题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合作余地。尤其是相较于政治领域，经济方面的合作还显得滞后。这里有金融机构支持问题，有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也有相互信任及互惠互利问题。与双方各自具有的巨大潜力相比，经贸合作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很大的优势是中国人逐渐成熟的大国胸襟

　　记：从一个世界性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此前十年和今后十年的发展中，有些什么优势？

　　张：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中国人逐渐成熟的大国胸襟。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到北京来，对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包容性十分惊讶，衣食住行，人们对来自异国他乡的东西坦然相对，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斤斤计较。NBA赛制好，我们的CBA拿来就用。当然，这是以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但世界上也不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天然地具有这种开放的大国心态。一些国家对自己在衣饰、食品上的一点特色声色俱厉地保护，显得有点小题大做。美国人到哪儿都跟到家一样，中国人也是什么来了都不怕，这就是大国的健康心态。不是我们不重视传统，而是我们对传统太有自信。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深沉的历史传统，不是说“化”就能化的，有了这种健康、大度、开放的心态，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也为我们对世界形成更大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记：既然谈到大国，您能不能憧憬一下，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我们能有哪些影响和贡献呢？
　　张：说到影响，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年来，很少有人谈“西化”了——既没人鼓吹也没人声讨。因为绝对的“西化”或一成不变的“传统化”都不可能，在理论上已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这已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代人所面对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也不是要以什么文化、什么地位来影响别人。我们只想一门心思搞发展。我们改变了自身，也就改变了世界、影响了世界。从当代史来看，我们改革开放，整个亚洲的经济格局就全变了；我们加入了WTO，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将为之一变。关于加入WTO，现在我们谈得较多的是给我们自身带来的机遇与考验，而实际上，我们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现在看不出来 ，但十年二十年后，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那是不得了的。那时，即使我们不去主动地影响别人，我们巨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生产能力、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都会对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自己变了，这世界能不变吗？

　　■采访/本报记者

　　作者简历

　　张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秘书长。近年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有《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主编)、《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合著)、《较量：萨达姆与美国》(独著)、《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译著，合译)等。1988年以来，多项研究成果获院、所两级奖励。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中国百姓蓝皮书》将汇集成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预计出版日期为2002年10月—11月，估价23元，欲购此书的读者可拨打小红帽订书热线67756666提前订书，小红帽将免费送书上门。 (陈新)